近些年来,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和普及,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将自己作品放在网上传播,还有更多的人热衷于在网上相互传送这些网上作品.大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加强交流,增进沟通,分享快乐,传递友谊.而那些网上作品绝大部分是正面的,优秀的,和高品位的.正因为是这样,很多人才希望先睹为快,才觉得应该让自己的好友共同分享.同时,那些作品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几乎无所不涉及.可以说它在真正意义上涵盖了我们世间红尘,也成了现代网络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了.更有甚者,现在的网络是包罗全世界的,什么样的人们,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言论,什么样的文化, 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品种, 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主意,……都可以流传到网上去.当我们面对网络上滚滚而来的人世红尘,并在我们得到这些信息,知识,和享受之余,也会勾起我们对这个世界新的看法,也会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的世界观,也会驱使我们自觉和不自觉地参与其中. 网络给了我们一个公平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的平台.我们可以借助这个平台把各自的思想,意识,理念,乃至信仰,主义和灵魂真正融入到我们这个地球村中去,并让大家来共同评判和取舍,而不再是由极少数人说了算,或只受少数人控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进步.假如古人有了我们今天科技手段的话,他们何须悲愤地看破红尘呢? 我们现代人是幸运的,我们可以在网络上笑侃红尘,用一种更积极的生活态度去面对我们的现实世界. 网络是一个公平的舞台,是一个自由的天地,是一个轻松的乐园,是一个虚实兼备的世界.网络是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一个界面,它可以让我们在现实世界里得不到的东西从虚拟世界里得到;同时它又可以让我们通过对虚拟世界的倾吐发泄后,带着更深的感受回到现实世界中来. 在网络上笑侃红尘,可以让我们尽情和真实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和发表自己的想法.你可以把整个世界当作自己的读者和观众,谁也不会来过分地限制你,谁也不会在乎你说些什么? 你的思想和声音会自然地流入一个你从不知道的山涧河道,也许会在一个陌生的方向和空间发出一个你所盼望的回声;你的心声和倾诉会象一个荧火虫那样自由逍遥而不在乎有多么光辉,也许闪出的弱光永远无法到达黑色长河的彼岸.如果说过程比目的更有意义的话,那么我们就更需要一个有自由有民主有公平和有尊严的渠道.人们可以借此彼此自由地交流,而不必按任何人规定的方向去行使,也不必按任何说教去确定自己流向和目的.现代科技已经把这样一个难以被人控制的平台带给了我们,并为我们去创造更多更精彩的过程提供了可能.这让我想起凤凰卫视有一个很受欢迎的节目叫: “一虎一席谈”.它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做: “一虎一席谈,有话大家谈”. 其实谈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平台可以让大家谈.同样, 今天的网络世界也为我们去网上笑侃红尘敞开了一个自由的大门. 既然是笑侃红尘,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什么条条框框,什么清戒规律,什么严肃严谨,什么假大空虚,统统可以把它们扔到一边去.只要不伤害他人,只要不违法乱纪,只要不违背人的普适价值观,谁都可以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们都可以用一种轻松自由的态度去面对和投入.笑侃可以包括我们的深情回忆, 笑侃可以包藏我们的喜笑怒骂, 笑侃可以包含我们的愤世嫉俗, 笑侃可以包涵我们的醉言不慎, 笑侃更可以让我们包揽各种各样的世界观.看今日,红尘何须看破,笑侃自有心态,网络提供平台,世界任我评说. 岂不乐哉,乐哉! 笑侃红尘当比看破红尘好,在虚拟世界里的调侃又比在现实世界里侃好,而在虚拟世界里再用不公开的方式调侃也许比公开的还要好.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挡不住日益发展的科技,现代不健全的制度堵不住信息自由地交流.我们不必去追求一个遥不可及的言论自由天堂,在互联网降临我们人间的今天,谁都能幸运地尽享其强大的功能.我们可以游走在自由和禁锢之间,我们可以潇洒在民主和专制之间.你不必去在意那些不喜欢你的人,你也不用去担心那些你不喜欢的人.因为网络空间让你穿越的是一个没有主权的太空,在那里谁也无法声称自己有什么领太权.岂不美哉!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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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July 28, 2010

黑白

“黑人总统住进白宫了”这是美国在2009年初的最大新闻,也是美国有史以来政坛最有影响的事件.200多年前,那些把黑人当作奴隶贩卖到美国的白人,怎么会想到200年后的今天黑人竟然会当上他们的总统呢? 当我们亲眼从电视屏幕上看到美国大选的过程,我们都会发现许多白人的确是那样“疯狂”地为奥尔巴马欢呼,是那样虔诚地为这位黑人投票,连我都有些纳闷: 今天的美国的白人怎么了?
这次(2008年)选总统,候选人要么是女人(希拉里.克林顿),要么是老人(麦凯恩),要么是黑人(奥尔巴马)? 我自然会去想一个问题: 200年后,中国的大汉民族会不会也这样去选出一个藏族人,新疆人,或五十二个民族中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的人来当自己国家的主席呢? 中华儿女会不会也去接受一个非洲裔的黑人成为 “华夏神州”的领袖而让他住进中南海呢? 尽管这个问题连问的人自己都觉得有点奇怪,你也可以去回避这个问题,但是它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去不掉的.
过去,白人对黑人奴役的历史就是一部非常血腥的历史.那些非常悲惨的记录和故事真是罄竹难书.几百年来,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更是根深蒂固的.在欧洲,在美洲,在澳洲,历来是黑白分明,种族对立的.在这种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中他们走过了200年.今天,这一切似乎已经开始变了.黑人可以进白人的学校,黑人可以进白人的教堂,黑人可以成为律师,法官,医生,将军,甚至国会议员,州长,国务卿,乃至总统.过去看来是不可能的事,现在都成了现实.应该说这里反映出两件很了不起的事:第一,白种人并不象他们祖先那样一陈不变,他们的确会逐渐向文明进化.他们会自我调整,在摈弃野蛮基因的过程中向天使演化.当然,他们中还有魔鬼的一面,但这已经不是他们的主流了.这种伟大对于那些喜欢和习惯保持自己原来“传统文化”的民族来说,确实是一种 “威胁”.因为一个真正能够成为“适者”的民族,一定也会成为“强食”的民族.这就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法则.第二,美国的制度不能不让人佩服.这种黑白现象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欧洲,没有出现在除了非洲以外的其它洲,而会诞生在美国呢? 我们说她“腐朽”也好,我们说她 “侵略”也好,但是我们很难让美国的这种黑白现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很难让美国的这种黑白现象在中国变为黑黄现象.谁有这样大的“海量”呀?
尽管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但是在过去五千年里是没有黑人当皇帝记录的.我想在将来的五千年中,也很难出现这种情况.谁也不会也不可能刻意去要求中国出个黑人总统,但出一个少数民族的主席应该还是可以的.我这里说的 “出”,不是象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用武力得来的政权,而是选举 “出”来的主席.问题是:大汉民
族将来会不会也象那些白人那样狂热地忘我地去选举一个少数民族的人来当自己国家的领袖,统帅和舵手呢?
我们可以将心比心地来问问自己:假如你的女儿要嫁给一个黑人,或你的儿子要娶一个黑人,你会怎样想? 至少我会坦承:我是一下子难以接受的.同样,如果中国的领袖也被一位黑人选上了,至少我目前也是暂时接受不了的.若有人为此批评我说:你这点就不如白种人.我只能认可了.我相信这点不是不能改变的,而是需要时间,环境和条件来磨合的.也许我们的下一代,或下几代人,这些对他们来说就根本不是个问题了.我觉得黑白现象的关键问题并不在此,而是让人感到一种不安:一个什么都能认错,什么都可以改进,什么都愿意接受,以及什么都会去创新的种族是何等的令人“束然起敬”,而又让人“不寒而栗”啊!

需求

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到了一个必须用需求来拉动世界经济的地步.凡是发达和先进的国家,都是靠大力鼓励老百姓的需求来刺激经济的发展.以前,中国主要是靠出口来赚钱的.自从2008年世界经融危机发生后,国外的需求大大减少,这一下子就影响到了我们的外向型经济,也让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了仅仅靠外贸出口来赚钱是不可靠的.我们还必须拉动国内的需求.从此我们也被同样一个问题缠扰住了:什么是内需?什么叫拉动内需?中国能不能也象外国那样获得过度的需求?走这样一条路对不对? 其实国外的需求早就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过度消费.老百姓过分地透支去借钱来享受消费明天的东西.那种浪费是骇人听闻的.他们不仅消耗了大量不应该消耗掉的地球资源,而且还欠了一大屁股的债.在这种恶性循环中,我们中国为了赚钱,拼命地为这种过度的外需而扩大生产.把污染和问题留给了自己,把产品的享受给了别人,甚至还把自己辛苦赚来的大量血汗钱再借给别人去过度消费.问题是现在轮到我们不得不去拉动内需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鼓励自己的老百姓象外国人那样过度的去消耗资源,过那种极其浪费的生活方式,以此来拉动自己的经济发展呢? 这又是一个两难的矛盾.如果不走这条路,我们国家的整体实力永远也别想超过别人.而落后就会在国家安全上受到威胁.如果也按照这条路走下去,就必然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这些资源仅靠本国是远远不够的.那么势必要向外扩张去获得资源.这又会与强国产生磨擦,甚至发生冲突.我们明知道走这条路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们逃脱不了重蹈覆辙的命运.因为我们没有第三条路好走.在落后必定会受到威胁和扩大内需会大量消耗资源两者之间,我们只能选择后者.即使我们的老百姓没有那样大的需求,我们也要创造出那种需求来.因为过度需求的背后联系着国家的安全.这种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告诉我们,在这个文明世界的背后真正隐藏着的现实是很残酷的.为了维持这个世界的平衡,我们还不得不消耗掉大量资源在军需上.为了获得更多的战略资源,打开一条海上的安全通道,我们还不得不把大量的钱财花费在扩充军力上.我们不仅要让老百姓扩大内需,我们还会让军队扩大内需.这两项需求加起来可足以让全世界感到恐慌.中国人没有能力改变世界强国定下的强盗逻辑,我们只有按照这种逻辑去争得一席安身之地.我们明明知道不应该走过度扩大需求的道路,而且我们也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样大量消耗资源会带来很大的后遗症的,但是我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及
安全必须去创建一个庞大的过度需求.2010年奥巴马与陆克文见面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人现在的人均生活水平相当于美国1910年的状况.如果所有中国人也要过上象美国和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水平,就会极大地消耗掉地球上的资源.这是不可接受的.” 列强们有他们自己的逻辑:我可以这样做,而你要这样做不行.呸! 中国人有时也应该有点胆量向他们骂上句脏话: F……去你的吧!人人都想过上更好的日子.凭什么你可以,中国人就不可以呢? 对于中国来说,拉动内需的愿望是好的,可是真正做起来就效果不明显了.因为中国的实际国情与西方国家的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国家的财富是藏富于民,政府是“穷人”.美国的加州政府快要向联邦政府借贷过日子了;澳州联邦政府的总资产也少得可怜.而这个“穷人”可以用政策去调控老百姓的消费;但是,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 主要财富是藏富于政府,老百姓是“穷人”. 老百姓是没有权利去调控有钱的政府去消费的.只有靠政府自己的想法来花钱.同样是支出,西方老百姓的支出那叫真正的消费,因为他们是用在自己生活的需求上;而中国政府的那个支出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消费.因为这种花钱是以国家政府行为去扩大再生产和创造就业机会,充其量叫扩大投资.它们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再说,中国的老百姓就是有钱,也不敢向西方人那样去花.因为中国的实际国情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自己的老百姓,他们没有办法在医疗,住房,教育,社保,养老都缺乏保障的情况下,去高消费.做不到! 而政府的花钱从根源上看,还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行为,而不是市场行为.不过,现在中国政府推行“拉动内需”这种理念比不推行要好,做总比不做要好吧.多少还是会让老百姓掏点钱出来消费的.当然,这种期望就不能象西方国家的那样高了.在中国,只有少数富裕阶层才可以过上“过度需求”的生活,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也就不必过于担心.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清这样一种必然的联系:老百姓能过上过度需求的富裕生活,其国家的实力一定也会强大;而国家实力的强大往往就会出现去欺压别人的现象.欺负别人需要过度需求,反对别人的欺负也需要过度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中国愿意不愿意都必须接受形势或别人强加给她的这种选择.

长寿

最近凤凰卫视报道了一则消息,说格鲁及亚有位年过百岁的老人可能是世界上最长寿的,今年已经是一百三十六岁了.据说,其亲属准备申请吉尼斯记录.从电视画面上看,老人已经不能下床了,整天躺在床上,生活都由别人来照顾.人能长寿固然是件好事,谁不希望长命百岁呢? 可是,如果一个人丧失了自理能力,浑身是病,甚至神志不清,一个人的活着却给周围一群人带来很大的累赘,我想这种长寿是没有生活质量的,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巴金临终前住在华东医院,全靠营养液和药物维持着生命,国家想尽一切办法拖延他的生命,而他本人却不能动,不能说,不能想,甚至常常不能看,其实这样的长寿又有什么意思呢? 在我看来,长寿有两种涵义.一个是生命躯体长寿,另一个是生活质量长寿.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注重的是前者.
如果我们按比较粗的方法,用每隔十年来划分人生的话,就会发现,五十至六十岁是人生最后拼搏的阶段,六十至七十岁是人生享受退休生活的阶段,七十到八十岁是人生最后可能还有生活质量而活着的机会.而一旦过了八十岁,一个有质量的人生基本上就结束了.很多人对长寿的理解是如何在八十岁以上增加年龄.可是,这只是一个对生命躯体长寿的追求,而不是对生活质量长寿的思考. 我觉得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这里就提出一个理念:我们能不能延长生活质量长寿? 有人会说: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段里怎么能增加长寿呢? 这就引出了我要说的观点.我们可以延长生活质量长寿! 那就是:增加我们的不同生活经历,体验各种新的生活方式,接触不一样的生活理念,应对多元的生活挑战.譬如:我们的前半生在中国成长,我们的后半生在澳洲渡过.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都生活过,我们就似乎比别人多活了一次;又如:我们不死盯着一种职业干到终身,而是更换不同的工作或赚钱方法,这样我们就有了几次人生经历;再如:我们不断接触陌生的领域,经常去些从未去过的地方,或与新的社会群体交流.这样,我们也在增加可能别人没有的寿命. 哪怕是日常的娱乐生活,也有办法延长生活质量长寿. 比如:当我们多看各种故事片,同电影中的人物共同经历一段特殊的时光,那也是体验不同的人生.当你有了更多的不同人生体验,你自然就比那些没看过的人多了生命中有意义的寿命.其实,我们增加的各种生活元素越多,我们就能越多地延长生活质量长寿. 这里我们又会涉及到一个概念:放弃和选择.假如一个人的一生放弃和选择都很少的话,假如一个人在人生的整个过程里是一条道路走到黑的话,那么他们的寿命就较短.因为他们只有那单一的寿命体验.老农民一辈子在大田里重复地耕种,老工人在三分钟可以学会的机器上终身重复那个机械动作,他们寿命中有的只是那个单调的经历.有些人,你别看他们才活了四五十岁,可是他们的精彩经历是别人几辈子长寿也没有的.我非常佩服一些人的思维.他们在最辉煌的时候,却退出了舞台,转向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用他们的话说,是去追求
A different experience of life.我的父亲是一个外科医生.他一辈子最爱和最投入的是以前的事业.当一个人的兴趣与他的工作能结合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个人是幸福的.我们以前都是这样看待的.可是,当他到了七八十岁后问题就来了.正因为他以前太投入自己的事业了,他没有为将来退休后的生活早早培养好打发时间的方法和途径,结果很可怜也很“悲惨”.果然,一旦脱离了原来依赖的工作,就不知如何生活下去了.他对什么都没有兴趣,觉得生活没有意义了,觉得活着不开心. 人走到这一步,已经太晚了.我们周围人再怎么努力,都是白搭的.虽然我们可以照顾好他的生活,可是谁也没有办法解决他意识和感觉上的问题.这才是我们以前说的正真的 “精神空虚”.如果象这样一直活过百岁,你认为他是长寿吗? 他有的只是一个生命躯体长寿, 而不是生活质量长寿.
生命躯体长寿固然重要,但是它的前提是要有生活质量.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你就是万岁也不愉快.2009年回上海时,我的叔叔给我讲了一个事情.说他在华东医院里看到一个老干部长期瘫痪躺在病床上,全身插了很多的管子,根本不能动弹.还有一位老干部看了后就对自己的子女说:如果我将来是这样的话,你们就不要让我这样活着,还不如安乐死. 这位老干部的思想真开通.假如我将来是这样的话,我还要加上一句:应该把这种遗嘱写在纸上,好让后人去执行.

白忙

小的时侯听父亲说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熊瞎子在玉米地里辦玉米棒子.它辧一个就夹一个,而夹一个就掉一个.忙了好半天,最后只拿了两个. 这就叫白忙.英国语说白忙就更“有条有理”了.他们似乎先充分确认你在干,随后就定性说它无效. “You work for nothing”.在我们的投资中,也有很多人在做类似熊瞎子那样的无效劳动.有位天津大学的教授来澳洲,他搞房地产开发.组织了一个约25人的包工队,整天忙忙碌碌,买一块地皮,造好了房子再卖掉. 最后发现这样做是吃力不讨好,发不了大财,便洗手不干了. 这种做法是在替别人做嫁衣裳,是在为别人创造就业机会,与熊瞎子在玉米地里辦玉米棒子没有什么两样.到头来只是赚了一份管工的工资而已.假如这熊瞎子能将那些辦下的玉米都放进筐里存起来,那么它一个冬天都吃不完了. 当然,熊瞎子没那么聪敏,但我们人却能做到.假如我们能吸取那位教授的教训,反其道而行之,买下一个房产,就保留和经营这个房产,把它出租出去.一点一点把它积累起来,让这些到手的房产最后都成为自己收租的摇钱树,这不是更好吗? 这不是比把那些摇钱树拱手让给别人更好吗? 这才是我们应该去忙的东西. 问题是买房子哪里来那么多的钱啊? 我想多数人是走借贷这条路的. 这里又会引出另一个怎样忙攉的故事来了. 可以说绝大多数人是想通过自己的忙攉来尝还银行的欠款.这又犯了与熊瞎子和那位教授同样的毛病. 如果我们采用自己挣钱还债的方法是很累的.夫妻两人四只手,七天二十四小时,全部加起来,我们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能赚进的钞票是数得出的,这种办法效率极低. 再说当我们借少量的钱还可以这样做,而一旦借了上百万或几百万,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用自己的劳动所得来还这些本金了. 我们只有靠资本增值来偿还和抵消所欠的本金. 而资本增值就是靠别人的忙攉和市场的巨大推动力来实现的,这比我们有限的忙攉效率不知要高多少倍呢! 因此,忙要忙在点子上.而不要白忙.在投资中怎样做到不白忙?这要有个好的投资环境.所谓好的投资环境就是:1)法律法规较健全,对投资者有个较稳定的政策环境;2)投资环境主要由市场来决定,政府的行政干预较少;3)政府的税收政策有利于投资者;4)所投资的对象,其资本增值有一个稳定而且是较高的回报.只有在这些大框架下才能让努力不成为白忙.当我们仔细比较美国,欧洲,日本,中国等地后,就会发现这样的投资环境就在我们的脚下.澳洲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房产投资天堂.有不少在澳洲的朋友,老是羡慕美国怎么好,中国怎么好,……却对眼皮子底下的投资天堂-澳洲视而不见.这本身就是一种白忙攉.殊不知美国和中国都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不容易解决.那就是房产的出租问题.美国的法律有时会大大偏向弱势群体,一旦房东与房客发生纠纷,往往吃亏的是房东.万一再遇上一个懂法的烂房客,他可以合法地赖在你的房子里长达三至六个月,房东只能瞪着两眼看着他们却无能为力,不要说白干,还可能陪本呢.而在中国,有不少人买下房子就让它空关着,指望它在资本上的升值.再说中国目前对房产租赁的法律很少.中介也没办法按照什么法去运行他们的租赁生意.如果碰到麻烦的纠纷,也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一个没有租赁要素的房产投资就象一个跛足,是一个不完整的投资.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是白干的. 我们常常说:不要去做无效劳动.其实仔细想想,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在做的无用功.真正能抓住机遇,通过一两件事让自己彻底翻身或自我解放而所用的时间并不长.奇怪的是,人们常常对白忙的事非常重视,习以为常,理所当然;而对真正起关键作用的短暂行为却视而不见,而且又很容易忽略.这似乎真有点象那头熊瞎子,只看见前面地里那么多的玉米棒子,而没有看见自己胳子窝底下的两根玉米棒子.谁都不想白忙,主观上都想有效地和高效地去做事,但是往往客观上却带来的是相反的效果.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客观上的条件限制,另一方面就是主观上看问题的角度和想问题的方式.外界条件的限制有时是一下子难以改变的,这就需要耐心和忍耐去等待机遇.这种等待不应该是被动地等待,而是有准备地和随时准备出击地等待.这种等待就象站在列车上,一路上你会遇到和经过很多车站,那些车站就是我们生命中的机遇.当那些不适合你的小站一个个过去,你向往的那个大站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你只能用你的眼去观察窗外,去注意看着前方.这时,一个再有能耐的人都无法改变列车前进的方向和行进的速度.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识别即将来临的车站.而这种识别又会导致两种结果,一种是让人产生了行动,下站了;而另一种是仍旧让人无动于衷,再想等下一站.结果那个下车的人没有白忙,得到了生命中的收获;而那个站在车上的人还是忙无结果.当然,也会有相反的情况.那个下车的人到站后忙攉了一阵才发现,那不是他真真想要去的站,于是又一次赶乘下一趟车,跑了上来.我们常常就是在这样一个循环中忙忙碌碌.等待,观察,思考,行动,尝试,反思,继续,……问题并不在于这个过程,关键是我们与熊瞎子的区别在于,人应该比动物更少地去重复这种循环,我们会较快地吸取经验教训,从而找出新的和更有效的方法;而动物常常会落入一种循环,不太容易从中变换走出来.其中,固执也是导致白忙的一个因素.如果那只熊瞎子不那么固执,若象猩猩那样会脑筋转弯的话,那么就不会有熊瞎子辦玉米棒子的故事了. 不过我们也得从另一种角度来看白忙.有些职业却需要先白忙,然后才会有不白忙的结果.譬如,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他们大都是先从基层干起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向往政治家金字塔的顶尖,然而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地实现它的呢? 于是很多人都在基层白忙.如果没有这种白忙,便绝对不会有将来的辉煌.他们的白忙都是为了自己将来的不白忙.所以,这种白忙又是必须的. 最让人敬佩的恐怕就是是义工和志愿者了.他们是不图回报的真正白忙者.人的一生当中也应该要有这样一段经历去体验体验,这样人生才会完整.

歧视

所谓歧视就是不平等地“看待”.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这个词的意思不仅仅是指看待了,而是指用不平等的方法来处理事情了.那么谁会抱怨别人的歧视呢?一般来说是弱者.对于强者来说他们才不在乎什么平等或不平等,他们往往只有歧视别人的份,而不太在乎别人的歧视.
几乎没有一个弱者在受到别人歧视时会感到高兴的.他们会发出反对声音,甚至会采取反抗措施.不平则鸣嘛! 自古以来都是如此.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有时侯要让那些歧视别人的人有所收敛.但是,如果一个人受到别人歧视时,一味地去抱怨而不采取相应的对策的话,那自己本身也就有问题了.因为你无法剥夺强者歧视别人的“权力”,而你有反对强者歧视你的权利.同样你若有实力的话也有歧视强者的 “权利”,这一点,那些强者同样是无法剥夺的.你甚至可以争取成为与那个强者一样的强者去自然地消化掉那种令你不快的歧视.假如你只是抱怨,不去提高自己,不使自己逐步成为强者,那么从客观上来说就必然存在着被人歧视的条件了.
以前我们在中国大陆生活,对种族歧视感受不深.因为那时没有那个环境.我们倒是见过地缘歧视.所谓地缘歧视就是城里人歧视乡下人,江南人歧视江北人,上海人歧视外地人,南方人歧视北方人.出国后我们才亲身感受过种族歧视.所谓种族歧视就是白皮肤人歧视黄皮肤人, 欧洲人歧视大洋洲人,澳洲人歧视亚洲人,会说英语的人歧视不会说英语的人.没想到今年(2009年)新疆的七五事件又让我们想起了民族歧视的问题.所谓民族歧视就是发生在一个国家内不同民族之间的歧视.譬如:会讲广东话的民族歧视不会讲广东话的民族,港澳地区富裕族歧视大陆内地各族,汉族歧视少数民族,沿海发达地区民族歧视边疆落后地区民族.比较中外各种歧视,我觉得我们中国内部存在的歧视要比外部的歧视更厉害.内部歧视不仅仅是精神层面上的,更多的是政策上的,管理上的, 实质上的,物质上的.譬如:工人与农民,干部与工人,城市与农村,有学历的人与没学历的人,有地位的人与没有地位的人,有权的人与无权的人,…….这些由体制上造成的差异,让一部分人产生了对另一部分人的优越性.而这种优越性在利益面前往往又会变成歧视现象.弱势群体只能忍受和接受来自强势体制和群体不公平的看待和对待.当然这种现象日积月累,不能得到改善的话,必定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在当今的世界潮流中,任何一个国家政府为了内部社会的稳定都不会主张和提倡歧视的.可是,如果漠视这种现象在内部发生,不去加强反歧视法规和政策的力度,让民间的这种毒瘤去滋生,并由一些小事变为大事,那政府也是有一定责任的.新疆少数民族部分人的残暴行为那绝对是罪恶,在哪个国家都应受到严厉惩罚.而这一点,政府又太软弱太迁就.因为怕别人说会“歧视少数民族”而不敢去打击少数民族中的暴民,这本质上也是一种变相的歧视.同样是一个犯罪分子,如果是汉族人就可以判个二十年.而这犯罪分子是维吾尔族人,就教育一下放掉.这岂不是歧视汉族人吗? 其实旁观者清,政府因歧视问题而背上了包袱,不敢大胆地去做该做的事;而民间老百姓之间产生的歧视问题又在慢慢滋生,而得不到及时制止.这样就给境外敌对势力搞疆独藏独提供了条件. 无论是最大的种族歧视,还是接下来的民族歧视,或是局部的地缘歧视,我想多数人是不会为它叫好的.因为它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念和潮流背道而驰.在澳大利亚,我知道有一部反歧视法.即使是有这部法,这个社会还仍然会有这些严重的问题.那更何况中国还没有这样的法呢.存在民族歧视问题当然就一点也不奇怪的.不过,中国通过这三十年的改革,在减少歧视性的政策和管理上取得了很多进步,这也是有目共睹的.譬如:城市户口制度的改革,工人和干部编制的改革,城乡教育制度的改革,工资制度的改革,公务员选拔制度的改革,…….等等,这些都对反歧视起到积极作用.消除歧视,一是要靠立法执法,二是要靠教育,三是要靠全民素质的逐步提高.当然,还要靠被歧视人自己本身的努力与提高.只有自己争气,用实力去缩短与强者的距离,这种歧视自然就没有什么市场和意义了.你想过没有:当一个原来的弱者拥有了奔驰宝马,住进了豪宅,当上了议员市长,……,他们还在乎别人对自己的歧视吗? 我想:当上总统的奥尔巴马是不会与那些骂他黑鬼的白人一般见识的;同样,当上总书记的江泽民怎么会在乎上海人说他是江北人呢?怕歧视就会招来更大的歧视,抱怨歧视就会引来更多的歧视.如果还哭着喊着求人不要歧视,那么也许天生就会被别人歧视.

攀比

人的一生几乎都是在攀比中度过的. 很小的时候就在比玩具,大一点了就懂得比家里的条件,上小学时就要开始比功课,到了中学要比成绩,一进入了高中就要比能不能考入名牌大学,到了大学要比专业,毕业了要比找的工作或找的对象,有了工作要比好坏比工资比职位,有了对象要比帅不帅和条件,结婚时要比排场,买了房子要比层次,买了车子要比档次,书呆子要比学位,劳心者要比地位,更多的人要比财富,一旦有了孩子又让下一代落入新的一轮攀比循环,........直到住院了还要比这比那,无耐只有到了人生的终点才停止了攀比. 有些人可能会叹道:这累不累啊? 值不值得啊? 但是,还是会有不少人相信: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攀比究竟好还是不好? 其实不论你怎样去看,它都是客观存在并一直在跟随着我们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同任何事都有它的两面性一样, “攀比”也是一把双韧剑,用得好它能为我们带来利益,用得不好它就会损害我们的利益.我们能为攀比举出一大堆不好的例子,同样我们也能为攀比举出许多好的例子. 我们可以说: 攀比是烦恼的温床,攀比让人心力憔悴; 攀比是嫉妒的根源,攀比使人跌入罪恶;攀比是失败的灯塔,攀比诱人误入歧途; 攀比也是灵中之鬼,只有着魔者才执迷. 同样, 我们也可以说: 攀比是进取的动力基础,没有攀比就不知道向上; 攀比是做事的科学态度,没有攀比就会盲目行事; 攀比是成功的必由之路;没有攀比就不会有辉煌; 攀比也是人的魂中之魂,只有死去的人才不会比. 所以我们要辩证地来看待它.
在大陆不少当过兵的人可能都知道,部队里有这样一句话,叫:在政治上要向高标准看齐,在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 这是一剂治疗人生处世的良方. 它教导人们在某种情况下要向上比,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要向下比. 问题是当我们遇到不顺利的时候,不要一味地去责怪是攀比出了问题,就象有人拿了菜刀杀了人,我们没有必要去责怪那把菜刀一样. 同样,当我们在顺利的时候也不要一味地沉浸在攀比当中,就象在公路上驾驶老是想比别人快去超车但前面永远有超不完的车那样. 一个本来没有问题的东西,放在了一个不适当的场合,或放在了一个不适当的时间,就有可能会出问题,这才是关键. 我们要懂得利用它来为我们服务,而不要被反过来被它所困扰.
攀比又与人的基因有关.有的人天生在这方面强烈些,而有的人却不在乎.这种强烈或不在乎都有它的积极的一面,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关键是自己要把握好这个适度.另外,与我们今天普遍对同性恋看法逐步在改变相类似,既然这其中一部分也是基因产生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应抱着宽容和谅解的态度来面对它.一方面我们应尽力控制好自己,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最大限度地理解他人.
今天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已经营造了一个竞争的环境,随之就带来一个孪生兄弟:攀比.人们在一个财富分配还不是那么公平和有序的情况下,看到周围好象都是好的,而不好的就不太注意.而那些好的就会一直成为自己衡量一切的标准.这个标准总是在刺激自己的神经,感到自己已经那么努力了,为什么老是赶不上和达不到这个标准,而别人为什么可以有我却没有.久而久之,就产生了一种浮懆心态.这种浮懆心态让人安静不下心来.他明明自己已经有了一套房子了,看到别人有几套房子,他也想要有几套;他明明已经是一个处局部级干部了,看到别人买豪宅,他就抱怨说自己的工资买不起房子了;他明明自己已经成了有车族了,看到别人开奔驰宝马,他也要换成豪华车;他明明得到了很好的待遇和地位,看到别人能利用职务便利捞到好处,他也心里痒痒想,在红线边缘徘徊犹豫…… 社会已经发展到了让很多人都觉得没有安全感,好象只有占有了大量的财富,才能达到知足的程度.这种攀比真让那些人活得不开心.俗话说:眼不见为净(静).如果一个人整天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么叫他眼不见呢?又怎样让他安静下来呢? 当然也有很多意志坚强或很无奈的人,他们整天就要在抵制物质诱惑中克服自己的欲望,这也是很不容易的.
陷入不好的攀比虽然人有自己的问题,但是也有社会的问题.我们现在都处在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世界里.以前还有社会主义国家让人怀有一种美好的希望,不要让人人都为物质财富去攀比.可惜后来实践证明这条路也走不通.于是现在大家都绑在了一条资本主义的攀比大船上了.谁能置身其外呢? 问题就在这里:谁能不被攀比所动? 有没有这样的榜样,他身居要职,却向农民工的生活条件去攀比,有大房不要,有高的待遇不受,就象过去战争年代那样,官兵平等,把共产主义的理想用在今天商品社会里用在自己身上? 这已经是个美好的传说了,它再也不会回到我们的人间社会了.共产主义理想是好的,那些领袖人物讲的东西也不错,可是一旦实行起来就连自己都难以克服那个攀比障碍.毛泽东终身住在中南海,他的住宅之大可谓帝豪之宫,却要老百姓克服困难三代挤在八个平方米里,而且几十年都不大力发展城市住房建设,这是他的初衷吗? 他老人家住在中南海大宅子里的时候正好是温家宝挤在窝居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无数的人只盼望有一点斗室的改善,他们连局处科级的住房条件都不敢攀比,这些苦衷在他心里哪能与阶级斗争的重要性相比呢? 在这种情况下,谁又能阻止别人做点改善生活的攀比梦呢?

报应

“报应”这是个很挑动人神经的词.它多数出于这样两种人之口:一是不满对方的错误行为或罪恶行为(当然也包括错误地认为对方的错误行为或罪恶行为),去诅咒对方在将来得到一个坏的结果;二是后来者看到了对方的错误行为或罪恶行为终于得到了一个坏的结果,表示出痛快的心情.陈毅元帅在受到林彪和江清势力压制的时候,非常气愤和不满.曾经说过:好有好报,坏有坏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通通报销. 这种观点,在古今中外都普遍存在.尤其是它几乎被不同宗教都接受.
做坏事的人是否一定会得到坏的报应? 做好事的人是否一定会得到好的报应? 做坏事的人是否会得到好的报应? 做好事的人是否会得到坏的报应? 不做好事也不做坏事的人是否既不得到好的报应也不得到坏的报应? 或者既做好事又做坏事是否既得好报又得坏报?……他它们之间是否必定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呢? 我认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有联系,有关系,和有影响,也许在大部分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因果关系.但是,不一定会形成必然的联系和结果.
通常来说,一个人做了好事,一部分受益人会存在心图回报的可能.这在客观上就为那个做了好事的人留存了产生好的报应的可能;同样,一个人做了坏事,一部分受害人会存在心图报复的可能. 这也在客观上为那个做了坏事的人留存了产生坏的报应的可能.从这点上说,它们之间的确是有因果关系的.我们只能说它们是有关系的,但是它们不是一种必定的关系.有时情况也会有例外的.
任何一个人,哪怕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在其漫长的人生岁月中,总会遇到幸运的好事和倒霉的坏事.那个幸运的好事,是不是与其前面做过的好事有联系? 那个倒霉的坏事, 是不是与其前面做过的坏事有联系? 都不一定. 有人硬要把那个人遇到的倒霉的坏事,与其前面做过的坏事联系在一起,那只不过是自我安慰和陶醉;而有人硬要把那个人遇到的幸运的好事,与其前面做过的好事联系在一起,那也只不过是自我解释和忽悠.人难免会遇到倒霉的坏事,可能是意外,也可能是与其前面做过的事有关;同样,人常常也会遇到幸运的好事,这往往也是意外造成的,当然会存在与前面所做过好事联系的可能性. 问题是,一个人前面发生的行为,有可能在彻底或部分脱离原有环境网的情况下,进入到另一个新的而且与前面行为没有关系的环境网中去了.这时,前面的行为不仅与后面的结果没有联系,有时甚至还会出现相反的结果.完全有可能会出现好有坏报,坏有好报的情况.对此,我们也不要觉得奇怪.许多人用这些话来警示人们,要做好事,不要做坏事,这是正面的,是有意义的,是应该提倡的.但是,从科学的角度看,是不严格,不严密和不严肃的.

想念

很多人喜欢用“想念”这个词来表达对自己的亲人,朋友或家乡的怀念和思念.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被想念的对象是可以再见到,再相遇或再得到的.然而,有一种想念是指:一个人曾经非常想得到,但是没有得到,而且再也不可能获得的.在这种情况下,总是忘不了那个人或那件事.甚至时间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还是会想起它来.这中间也包括:后悔.当初有过这么一个人或这么一件事进入过自己的视线, 因为种种原因而自己做出了一个相反的决定,或者客观因素不能让自己如愿以偿.尽管这个决定或结果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点一点让人认识到是个错误,或让你感到总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遗憾,可是这一切都已过去了,它再也不可能重来一次.在这种情况下,也会让人老是去想念它.我觉得这类想念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心理活动.第一,人们常常很容易把垂手可得的东西,或轻而易举得来的东西忘掉,却会对当初如饥似渴或梦寐以求但又未能如愿以尝的人或事牢记心怀.甚至到老了还会记忆犹新.这是一种永久留存或固化在脑细胞里的刺激痕迹.第二,想念是一种人生的财富.别以为那些轻易得来的东西贵重,其实一个在你脑子里忘不掉的,并老是会“自觉”地去想念它的人或事,那才是真正不会失去的“财富”呢.第三,人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有的人从正面去学习就是学不进学不会,老是不长记性.可是在一个自己不期望的过程中,让一个人或一件事进入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并在以后长久的日子里一直会记取它,让自己永生不忘.这种“特殊”的学习有时比正面的学习还要深刻,效果还要好呢.
人为什么对轻易得到的容易“健忘”,而对得不到的却难以忘怀? 我想这个答案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轻易得到的东西,一般不会对大脑产生太大的刺激,不能留下永久性固化记忆(Concrete Memory).相反,在追求一个很难得到或一个得不到的东西时,会让人经历一个充分用脑的过程.有时这个过程还会达到一种极限,甚至超过这个极限.在这种状况下,大脑整天在想,时时刻刻在刺激脑细胞.这种刺激达到了深度刻录的程度,以至于将来很难被抹去或消除掉.特别当人到了老年衰退的时候,大量的脑细胞在死亡.新的记忆很不容易建立,一会儿就把刚才的事就忘了.可是,久远的那个固化记忆不会消失.不仅如此,它还会老是出现.更可笑的是,外界的刺激不能联通大脑思维中应该调动的那些脑细胞,却老是把这种激励转换成去刺激那个固化记忆的信号. 看来,永久性固化记忆是想念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也就无所谓这样地想和念了.
现在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来看待想念了.第一,想念是件好事.它让人不忘一些人或事.这是人生夺不走的真正的财富.不论它是好是坏,它都让人记取点什么或学到点什么吧.第二,想念是人的基因在起作用.不是我们想这样做就可以做到的,也不是我们能改变的.既然是基因的缘故,我们就不必刻意地去抑制它,只能随遇而安.第三,想念并不是件坏事,一个人能够想念是一种福气.而过分想念就不好了,它会将人拖入一个虚幻和糟糕的境界中去的.第四,想念永远是过去式,它所调出的信息都是以前的东西. 原来的事情都会在时间中被改变.我们千万不能把它当作今天考虑事情或做事的参照标准.第五,想念是吸取教训的好朋友,但它又是绑架后悔的魔鬼.远离这个魔鬼的最好办法就是对任何过去了的事不要去后悔.因为后悔招来的是魔鬼,只有吸取教训才是想念能创造出的财富.第六,想念是我们将来测试老化的温度计.想念是好事,我们不仅要有更多的想念,而且还要主动地开发自己过去的记忆.但是,老是去想同一件事,却把新近的事忘了,那么就是一个问题了.如果有了这种情况,人就应该意识到自己已经开始跌入衰老的深渊了.第七,想念过度是一件很可怕和很可悲的事.当一个人深陷一种思念而不能自拔的话,很容易走向反面,甚至会出现精神上的问题.

小偷

澳洲是个君子之国.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它应该算得上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我们刚到澳洲时,听人介绍说:澳洲在很多年前治安非常好,真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送牛奶的人就把奶瓶搁在门外,很少听到有抢劫行窃的.可是后来情况就越来越不好了.有人把这种变坏的情况归咎于移民多了. 开始,我也觉得可能是有道理的,也许是外来移民穷,素质低,是他们造成的. 但是,这种想法不久就被我的经商经历打破了. 1998年, 我有机会自行创业, 在离墨尔本市中心最近的一个区: FITZROY的BRUSWICK街上开了一家超市.自从我们开店以后,我就开始对这个社会和这个社会中的人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因为我亲手抓获的小偷太多了.开始抓的是地痞流氓,不过是三窖九流而已. 但后来越抓让我越吃惊, 有不少竟是绅士和良家妇女, 甚至还有蓝眼睛黄头发,西装笔挺,或者穿着醒目制服的小偷. 到了最后一个时期, 我能够抓到 “高手”了. 所谓“高手”是指其偷东西的速度之快,技巧之精,神态之静,手法之奇,简直可以与魔术师相媲美.有一位中年妇女黄头发蓝眼睛,看上去很高贵很有气质,还穿着名牌商店的制服(就是我们超市对面那家名牌商店的职工).她把一包32片装的卫生巾拿过来看一眼,然后又放回去,这个动作前后才才几秒种,就把其中的一片卫生巾取出并夹在了手中.而且她就是正面对着你,你也看不出. 可是当我戴着手套拿着这包被拆过的卫生巾,眼睛看着她正面迎上去时, 她主动先承认了. 我简直不相信这样的人会偷东西? 我佩服她的技能,但是我再也不佩服什么人种的高低了.在所有这些被抓到的小偷中,除了一个是亚洲人外,其余都是西方国家人.可能这是个巧合,一个黑人都没有.在这些西人中,我不相信他们是移民.因为他们的英语非常地道,一听就是OZ口音.假如他们中一些人的父辈是移民的话,那么他们也至少是第二或第三代人了.我几乎没有听到过被抓到的小偷口音操有美音,印度音,或夹杂着东欧口音的.这可能是刚来的移民还不熟悉当地的情况,或者他们的胆子还没有大到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步.所以我的感觉窃賊的条件应该是:第一,非常当地化.第二,非常熟悉当地的情况. 试想,如果一个小偷把自己打扮成外来人,操着外来人的口音, 那不是把自己的目标放大,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吗? 另外,非常熟悉情况对小偷来说也很重要. 他们往往熟到了 “油”的程度,如鱼得水. 我不能排除刚来的移民中也有小偷,但是从概率上讲,熟悉情况的小偷往往比不十分熟悉情况的小偷更容易下手. 我估计了一下,在四年半的时间里,前后大约抓了近三百来个小偷. 连我们的房东都来劝我说: “你不能这样抓小偷的, 这些人尽管偷东西, 但也是你的顾客,会为你带来一些生意的.” 偷东西的人,绝大部份是穷人. 一旦被我抓到后,我首先会问他(她)认不认罪? 几乎没有一个不认罪的.然后我会问他(她) 怎么处理? 他(她)们的第一个反应都是要求不要报警. 我可以自豪地说,对于所有被抓的小偷,除了一个是精神病者外, 我从来没有报过警. 我自己也当过警察, 我太了解警察了. 我有自己处理的方式. 小偷与强盗不同, 他们一般最初都是以非暴力方式犯罪,而强盗往往一开始就把暴力付诸在自己的行动中,对此应该报警. 一个体力再强壮的小偷被抓到时,他(她)的心理极其虚弱,他们是 “弱势群体”. 因为作賊心虚嘛.这时, 哪怕一个手无扶鸡之力的妇女大吼一声,都有可能把他(她)下得心惊肉跳(我真碰到过浑身吓得发抖的呢!). 小偷从受惊到缓过神来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在这段不太长的时间里,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 “教育”和 “修理”他们. 好象你说什么,他们都会唯唯诺诺地答应. 所以,不报警我们一般也能对付. 但是,这段时间不会长. 假如你有报警的意图,假如你不在这段宝贵的时间里自己妥善处理好,就有可能把对方逼到一个狗急跳墙状况中去.原来你是强者他们是弱者,就有可能倒过来,甚至反而会出现更复杂或意想不到的情况. 再说,警察来了又能做什么?你想叫警察去惩罚他们,那才叫天真和愚蠢呢. 警察只能制止一个人的行为而不能改变一个人的行为. 既然你已经能制止和控制住了,而且做得比警察还要好了,为何再要去报警呢? 另外从策略上讲,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小偷可以被抓也可放,而你的店可就是跑不了的庙了.你愿意花费更多的精力去对付别人可能的报复吗? 其实,只要他们认识这种做法是犯罪, 并保证以后不在进来偷了,那就可以了. 对于确实是贫穷的人, 我一般还让他(她)们带点面包和饮料走. 而对于那些 “绅士”和“良家妇女”我也最多 “教育”他(她)们几句就算了. 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有些 “绅士”和 “良家妇女” 外表看上去举止显得非常有修养,人的长像也很好,他(她)们都有较好的工作,有的甚至还穿着制服来偷东西的. 他(她)们有那样好的条件, 为什么还要去偷东西呢? 而且有些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 譬如,从一大包卫生巾中去偷取其中一片藏在口袋里, 把一包咖啡塞在自己的胸罩内, 把一块巧克力糖塞在自己的内裤里,……. 真是无奇不有. 以前我们在中国常听人说小偷多,那时我们曾偏面地认为是中国人的素质不好, 外国人就比我们好. 其实那才叫大错特错呢! 哪一个国家里都有小偷,哪一个国家里都有素质不好的人. 今天我在 “君子之国”里当了老板,也总算让我亲眼看到和亲手抓到了那么些个小偷. 这种难得的亲身经历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吧! 然而,不管我在这个店里抓了多少小偷, 也不管这些小偷为何那样多地集中在了我们这里, 我仍然相信他们必竟还是占总人口中的少数, 否则那还了得啊! 令我感触良深和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在FITZROY 区BRUNSWICK 这条不足千米的街上,怎么竟然会有那么多小偷跑进来,而且我亲手会抓到那么多.可想,抓到的总是少数,还有更多的没有被抓到的呢? 是我的这家店的位置原因?或是巧合?还是在其他地方也一样?不管怎样,我实在对这个"君子"之国不敢恭维了.也许有人会奇怪,我怎么能抓到那么多小偷的呢? 其实我有一个秘密武器,那就是有了一套没有死角的,并且真正可实时监控的系统. 我不是机械地采用录相监视器,那才叫 “废物”呢. 当你事后倒录像带发现偷窃者你又能如何呢? 他早就跑掉了. 我在店内安装了许多反光镜, 我能站在我的工作位置上通过这些反光镜看到每一个角落.对于一些死角,我再补上摄像头加以辅助之. 这样, 我就能及时看到小偷的一举一动. 当我看到有人偷窃,我能非常准确地说出被偷为何物, 以及被藏在何处. 只要我说出得那样准确, 偷东西的人都会吓得发呆,几乎没有人再敢抵赖的. 几年抓下来, 我有了丰富的经验了.当一个人一进店门,我基本上就能大致上判断出我该不该盯上这个人, 这个人有无可能偷东西, 甚至这个人从我身边一走过,我就能知道这个人是否吸毒……等等. 一般来说,人进店来是来买东西的,他们的眼睛多数是看着商品和货架才对.如果一个人老是回头要看看营业员的话, 就可能会出事. 特别是当一个人朝着人少的地方钻, 把东西塞进衣裤里的话,那就问题来了. 有一次我从反光镜里看到一个人在往衣服里塞东西, 我过去突然一敲他的衣服,竟从里面滑出六七把刀来, 哐朗哐朗地都纷纷掉在了地上. 最可恼的是女青年把偷的巧克力糖塞进胸罩和内裤里,她们知道你不敢查. 对此, 我们也有办法,第一先说出她偷的东西为何物,第二告诉她藏在何处,第三警告她若不及时拿出来我们便会报警. 这样一来,她们只能服输. 这真是一本写不完的书.但我们有自己的见解: 我们来到他乡, 我们没有必要去同别人结怨.我们对这些人还是要宽容,就象这个国家曾经对我们作出的宽容那样. 假如我们还想对这个社会有所回报的话, 处理好与小偷和穷人的关系就是最好行动. 让人感到最痛快和扬眉吐气的是,我们在这块“领地”里可以完全自己当家作主,不再受人欺压. 如果碰到不讲道理
来无理取闹者, 或有任何种族岐视的澳洲人, 我们倒过来可以把他们“驱逐出店”. 同时,我们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对那些看不起亚洲人的人, 还以颜色, 以牙还牙. 有一次遇到一位种族主义者,她大叫: “你们亚洲人不应该来澳洲做生意. 这是我们的国家.” 我也大声地对她说: “ 请你闭上你的嘴. 只有土族人有这个权利这样说. 查查你的祖辈吧.我不知道你的爷爷是被流放来的?还是强夺土族人的强盗? 就是你老子是来管囚犯的,你也无权阻拦我们在这里做生意. 今天这里是我的领地.我命令你马上给我滚出这个店去, 否则我会报警的.”看到这人恢溜溜地跑掉了, 我们真的感到扬眉吐气.小偷并不是太可恶东西,就象偷吃东西的老鼠到处都有.可恼的是种族歧视的小偷.我们就碰到过. 他明明偷了你的东西还要跟你评理,说你们亚洲人不应该把店开在这里.这叫什么事儿? 不过我还是幸运的,如果碰到种族歧视的强盗,我敢肯定他们也会来评理的! 咳, 真是荒唐. 更荒唐的事还有着呢. 在我们的顾客中,有一位当地的警察.我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小偷夜里打破我店的玻璃进来而被击伤,会怎样?” 他回答:“首先被起诉的是店主而不是小偷”. 然后我又问了一个问题: “什么是防卫过度?”, 他回答说: “凡用铁器致人伤亡者一般都会被判入狱,而用木器伤人者会轻一点.” 你看, 澳洲就是这样一个充分照顾弱势群体的和谐国家. 防御者是不能随便对付入侵犯罪者的. 如果受害者对加害者过度防卫就会倒过来,原来的受害者是加害者,而原来的加害者是受害者. 这就是西方人的价值观. 不过我想这是有他们的历史根源和传统道理的. 否则,他们怎么能在澳洲,新西兰,美洲等地站住脚呢? 用这种逻辑当然可以把土族人,毛利求人,印地安人等当作防卫过度的加害者, 而加害别人的祖先当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受害者了. 久而久之,就成了国际惯例了. “酷”! 这才叫雷人呢!

大片

近几年来,中国国内盗版光碟生意非常兴隆.只要国外的大片一上市,很快就可以在中国买到.一张DVD大片在澳洲卖$30,而在中国国内只要花5-7元人民币就可以买到.人们常常抱怨说中国的产品质量很糟糕.但是盗版光碟的质量却与时俱进,越来越好.它们不仅有精美的外包装和广告,而且碟片内往往还加入了多种文字翻译,立体声,甚至配音等.我非常想深入了解美国好莱乌的文化,特别是它的大片魅力.美国人不仅从中赚到了钱,而且还把自己的理念和价值观灌输给了别人.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它的影响会渗透全世界,并且那样受欢迎?由于那些DVD大片的正版价格较贵,以前个人是很难化那么多的钱去收集它.现在可好,中国的盗版市场帮上了忙.任何人都可以化较小的代价去系统地收集.假如按6元人民币一张算,1000张才只有6000元人民币,折合$1000左右.而要在澳洲买到同样数量的大片的话,估计要花$30000,它们是1:30. 在这样大利益的驱使下,连很多外国人都跑去中国,热衷于购买盗版大片.有些老外似乎比我们还熟悉,他们知道那里的大片多,质量好,服务佳,价格便宜. 这应该感谢美国人的慷慨,他们的大片养活了中国很多的老百姓,他们的文化产业拉动了中国的内需.你看那些大街小巷,天桥上,地下摊位,固定的和流动的,明的和暗的,到处都是,禁也禁不掉.我碰到过几个在固定商店里专卖盗版大片的小青年们,问他们:你们怕不怕别人来查?他们坦然地告诉我:大盖帽来查前我们都会知道,自己先暂时收掉,过几天再摆出来.过去有句话叫做:强盗碰到了贼爷爷.意思是,没辙.也许这就是小偷与强盗和谐相处的一种情况吧.美国人说我们这样做是“贼”,而我们的铁娘子吴仪骂他们是“强盗”. 哈哈,真解气.现在东方的男人患上了阳衰病,连骂人都不敢,退化了.中国的男人总算被这样一个个子不高的女人撑了起来,真有点惭愧.无独有偶,被我一直关心和好奇的好莱乌大片也涉及到了这样的问题.假如我们把上千部美国大片看一边的话,就会发现,几乎在美国的大片里洋溢着一种 “敢于骂人”和“讲脏话”精神.他们的“强势”和“帅气”好象往往是通过说粗话讲脏话来体现出的.一个不说粗脏话的好莱乌男演员一定不是一个好演员.西方国家的导演和老百姓怎么都喜欢和希望把一个有力量有魄力有魅力的男人塑造成一个满嘴不离脏话的英雄? 更令人匪姨所思的是西方整个文明社会为什么都愿意去接纳和树立这么一个粗野的理念? 其实这也是一种无形和典型的西方价值观.可
能他们认为:当一个人敢于公开表露自己的盛气,甚至敢于公开那种野性,说明他们有自信,才谈得上去凌驾别人,才可以担当起一个 “负责任大国”的重任.恰恰这一点,也许是我们中国人的先天“不足”.别人有时也夸奖东方人,说我们讲忍让,赞和谐,好养晦,要谦虚,爱面子,喜含蓄,擅长后发制人,专心窝里争斗,等等.这些性格自然有它的好处,有它生存下来的道理.不过,这也容易让男人患上阳衰.我们总是在骂中国足球的不是,抱怨男子三大球出不去.咳,这有点不太公平了.男士们,如果让你们坐上吴仪的位置,你们敢象这位女人那样做吗? 如果连吴仪那样的魄力也没有,你还能指望什么阳刚之气.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大片也许是治疗东方人男人阳萎的违哥吧. 现在连澳洲人自己都说:AUSTRALIA IS A LUCKY COUNTRY. 一点也不假.即使澳洲人买了盗版大片,带入国境,也不会象美国海关那样受到严格管制. FBI规定:凡是将海外盗版光碟带入美国境内,一经查出最高可罚款$250000.我看没有哪个傻瓜会去做那样的蠢事. 可是,你好莱乌的知识产权与我澳洲海关有什么关系呢? 你FBI也不是我澳洲政府的老板. 尽管澳洲也签订了世界知识产权保护公约,但是好莱乌公司毕竟没有雇用澳洲海关非得去检查入境旅客的行李袋呀.所以澳洲人也可以充分享受中国改革开放中带来的各种好处嘛. 说句笑话,假如一个人真的带了1000张大片的话,那么他这辈子从此每年回中国就不再需要付飞机票了;假如他带了2000张大片的话,他就可以向德国奔驰公司免费领取一辆最新款式的全新奔驰车了.这就叫: 商机处处创财富, 敢叫 “大片”换天地.

航母

现代化大规模战争不采用航母(Carrier)作战恐怕是很难再见到的了.我们不妨这样设想一下:假如美国人不利用航母,他们还可以用什么军事手段或办法去阻挡远在地球另一边的解放军用武力攻台湾? 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这样问一句,假如美国要介入台海战争,解放军最担心的是什么? 从美国人的眼里看,正因为自己有了强大的航母群,才有资本敢于用自己的一部国内法律来介入台海问题,甚至不顾三个公报里的协定,用递增的行为向台湾出售越来越先进的武器;从解放军的眼里看,我虽然还没有航母,但我已经拥有六七十艘潜艇和远程导弹,我会用这些有限的力量与你航母群交锋.即使你使用航母群也不一定有把握能阻挡我.只要我能把你逼迫在一千公里以外的海域,就算很大成功,我就可以解决近在咫尺的登台任务了. 如果单从军事角度看,除非不发生这些事,否则美国人不利用航母群和解放军不重点应对航母群的那些机率好象都已经小到了几乎不太可能的程度.在那样大跨度的空间里,要用武力去干涉一个国家的军事行动,只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利用与该国陆路相连的通道,另一个就是靠海上的航母舰队了.假如第一个条件不存在的话,那么也只有依赖航母舰队.毫无疑问,动用航母舰队是敢于干预者必用的方法,而如何去有效地对付航母舰队也一定是它的对手研究的重中之重.
凡是亲自上过航母去实际参观过的人都有这样一个切身体会,航母大得简直象座小山.上面的官兵有五六千人,里面的设施真是应有尽有.象什么小邮局,小银行,小商店,小酒吧,小工厂,甚至连小教堂都有.就象一个小城镇.按理说,它的目标之大在军事上来讲是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为什么美国人敢用那么庞大的家伙去别人那里耀武扬威,好像毫无顾忌.说到底,美国人知道别人的手够不着它.即使够着了,也不能把它彻底置于死地.航母有能力在你打击的范围之外逍遥自在.它有办法先发现你的目标,它有多套手段可以层层把你拦截在适当的距离,它有较大的本钱可以经受住一定的常规打击而不会轻易沉掉.我们说:人有一双眼两只耳.而航母却有三套眼四维耳.现代航母能否生存,首先依赖太空中的卫星.这是它的第一套眼.如果你没有能力摧毁或瘫痪它这第一套眼的话,要想打掉航母是极其困难的.假如卫星通讯系统被瘫痪的话,那么它只有采用传统的办法,利用舰载预警机或侦察机来跟进.这是它的第二套眼.现代舰载预警机也与以前大不一样了.它背着那个大圆盘在天上轮流值勤,能将上千公里以外的目标分得清清楚楚.还能同时捕捉成百上千的动态目标,并在很短的时间内筛选和优化出先后攻击的方案.同样,如果你没有能力或手段把它第二套眼搞掉,或没有办法找到它的盲点的话,那你同样是很难对付它的.航母第三套眼就是它自身携带的雷达侦测导航指挥系统.由于它“站得低”些,相对来说就只能看得近些了.航母舰队有四维“耳朵”.第一维在水下,第二维在水面,第三维在空中,第四维在太空.这些耳朵从各个方向上为它配套服务,目的就是一个:要及时发现威胁航道的潜艇,并在有效距离处由保护航母的反潜舰或反潜机将它清楚掉.所以它的感应系统是一个立体的和全方位的.对于想重点用潜艇去攻击航母的一方来说,关心对手的深海侦测系统就象陆空部队关心对方的导弹防御系统那样重要.由于航母非常担心潜艇,它传统的办法就是靠声纳来发现它.所以,声纳又成了潜艇最担心的东西.解放军目前最现代化的潜艇在降低噪音分贝方面已经大有改进了,非常接近大海的噪音.这对想用声纳来侦测的美国海军来说困难不小.有时解放军的潜艇可以突然从美军舰队的附近冒了出来.向美国人表示我有能力接近你.当然我们也不能高兴得太早,不能排除美国人在“装傻”,他要最大限度地把对解放军潜艇侦测的声纳信息详细储存在其电脑资料库里,以备战时可迅速调出,准确无误地辨认出是哪个对象.美国人的狡猾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远比日本人精通海战的每一个细小环节,否则怎么会在中途岛占了日本人那么大的便宜?现在美国人也在绞尽脑汁想抛开传统的做法.一旦对声纳探测的传统做法有所突破的话,譬如:也象陆空部队采用排除法突破传统雷达做法去发现隐形战机那样去侦测潜艇的话,那么水下又会出现新的一场军事科技革命.所以,关注别人最新研究海底侦测科技动态和可能即将应用的新装备,以超前的思维和想象去占领水下制低点,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水下感应系统的创新,研发和竞争不亚于水上隐形与反隐形的较量.人们常常会片面地注重头脑与肢体的关系,其实航母的感应系统比它们更加重要.其次才是它的电脑资讯系统,再次才是它的舰载机攻击系统和自身防御系统.试想,假如它的三套眼和四维耳都瘫痪不工作的话,它就象一个瞎子和聋子.盲人和聋哑人的脑子再怎么发达,肌肉再怎么强壮,他们总归属于残障人士.可以想象航母一旦落入这种残障境地的话,那它的电脑资讯再发达,它的舰载机再多,它的防御系统再完善,它的官兵人员再多,都只不过是一堆活靶子而已.另外我们也可以发现,新一代的航母配备了导弹防御系统,高速炮幕帘防御系统,甚至航母原来许多的死角防御都大大作了改进.这是航母在水面和空中的最后一道防线了. 但是在水下, 航母必须依赖反潜舰和反潜机的保护.航母自身没有鱼雷防御系统或什么水下高速炮幕帘防御系统.假如对手能突破反潜舰和反潜机的防线的话,那么航母就岌岌可危了.不过,要对付和除掉这个庞然大物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当一个民族和国家要集中自己大量人力财力物力专门去研究对付它的话,航母的命运就非常飘乎不定了.因为你航母再怎样强大,再怎么先进,再如何防范,总有想不到的漏洞.而一旦这个漏洞被别人发现和证明是可以击破,特别是一些难以一时弥补的漏洞的话,那就灾了.二战时日军的航母群因为密电码被美军破译,在通讯上出现了漏洞,而且还不及时去修补,结果造成中途岛之战的大惨败.这还不是装备上的问题,仅仅是通讯方法上的疏忽就造成多艘航母葬身大海,甚至导致太平洋战争的关键转折点.勿容置疑,航母有巨大的优势,但航母天生就有一些非常致命的地方.第一,航母上装载的弹药量很多,象个大型弹药库.尤其是核动力航母,上面还有若干个核反应堆和核燃料; 第二,航母上的人员很多,而且又与那样大量的易燃易爆物品和核设施核燃料生活在一起,拥挤在一个不足三万平方米的弹丸之地;第三,航母上承载的价值之大,那就更不用说了.当美军把新一代隐形战机配上航母的话,一架隐形机可能就高达两千多万美元.尼米兹超级航母一般可装载九十多架战机.仅这些飞机就值近二十亿美元.这三者的高密度地集中在一起,一点也容不得航母上的“家长”疏忽.一个将级军官顶这个位置一点也不嫌大.他肩上的重担告诉他:上百亿的装备和大量人员性命可能会在顷刻之间不复存在.对航母指挥官考验最大的是: 一旦你被别人攻击后,你能不能在一个非常有限的时间里迅速找出反制的办法来? 这是谁都不敢打包票的.试想,假如开战了,你真的遇上了些特殊情况,而又不能一下子找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对付原来意想不到的攻击局面,这与闯入屠宰场或企图越狱有什么两样? 而且你可以想象得出,船上那样多的人员除了跳大海外连逃的地方都没有,船上那样大量的弹药和贵重装备连转移的地方都不存在,一点回旋余地都没有.所以,它要么是天堂,要么是地狱.一艘现代化的空壳航母就值五六十亿美元,若加上全部装备的话,可能有近百亿.和平时期,美国人就保持着几十艘.2006年下水服役的布什号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谁都不知道它的真正报价? 如果真的要按多年的CPI去钻牛角尖算细账的话,可能现在的造价都要翻倍了.假如战时美国人扩充到一百艘航母的话,它们的总价值估计可能就高达几万亿美元,上面的官兵人数就多达四五十万人.所以,系统地研究和创新若干套有效对付航母的办法,特别是储备一批创新的对付航母的杀手锏,必定会成为航母对手研究的重大课题.因为很显然,敌对的有生力量和主力军高密度地集中在这一大块上.不过,问题的实质还不仅仅在于此.从战术上去对付航母固然重要,而从战略上去对付生产航母的基地远远比对付航母更重要.一个治表不治本的医生不是好医生,同样一个光知道对付航母而不想到对付航母制造基地的军人也一定是个愚蠢的战略家.做掉一只母鸡,远远不如摧毁一个养鸡场来得重要.而敲掉恢复建立养鸡场的生产链那就更加重要了.有人会说:这不是把事情搞大和扩大了吗? 真是迂腐之见.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美军总共才死了三多千人,本拉登炸了世贸大楼才死了四千人不到,美国都主动和立即把它上升到了全面战争状态.现在一艘航母上有五六千人,他们不是平民,全都是军人.你打掉一艘航母还能天真地幻想这是一场有限的战争吗? 江泽民可以正确地,委曲求全地和顾全大局地接受美军“误判误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道歉.假如反过来做,克林顿能接受吗? 有谁能举出一个例子,说哪一个国家的航母被击沉而没有或不会出现全面战争的情况? 从常识上讲,一般是全面战争爆发后才有可能出现航母被攻击或击沉的情况.但反过来我们也很难想象,航母被击沉后仍然不爆发全面战争的状况.问题是一旦你下决心去研究怎样攻打美军航母的时候,你是否也准备好了应付后面更大的问题? 如果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并且把自己的意志和决心明确地告诉对手的话,那你的后果是很可悲的.除非你不要去动这个念头,还是象孩子那样用传统的方法靠上街游行喊口号去抗议航母,否则你就必须去面对你的对手一定会首先主动而且是快速全面升级的局面.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从大道理上讲它是一场非正义战争,所以会失败.但是从军事角度看,它们最愚蠢最致命的问题就是把战术当战略在用.日本人自以为炸平了珍珠港和瘫痪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就太平了,美国所有建造航母和舰艇的工厂都会自动停工了.它们只考虑和研究如何对珍珠港的攻击做得精益求精,却更本就不考虑如何张开一张更大的战略网,去摧毁“养鸡场”去瘫痪 “再生链”等等.假如解放军也只研究如何攻击航母而不把大战略结合起来的话,纯粹从军事角度上来说,与日本人只盯住珍珠港没有什么太大的两样.所以,研究对航母攻击的问题,一定会牵涉到更大的战略层面上的问题.而战略上的发言权往往都不会在海军部门的手里.无论哪个国家都会出现一种像似“脱节”的情况.搞研究的单位只针对航母而不考虑战略上的问题,而可以考虑战略问题的单位肯定不会去象海军那样搞具体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很少会有人让研究对付航母的单位去结合更大战略上的变数来考虑计划的.然而想把攻击航母与战略脱节的思维是不切实际的.
航母舰上的指挥官往往要很清楚地知道对手的手臂能伸多长,而且他常常只能在你手臂够得着的范围之外活动.当然他也有可能寻机冒险一搏.当你的手臂越长,它要靠近你的风险就越大,它想冒进的机会就会减少.当你的有效手臂长到等于它舰载机能往返的距离时,航母的优势就会被大大削弱了.所以想制服航母的人一定是首先从研究自己的有效手臂着眼的.这个有效手臂无非来自四个方面,第一个是“空中”,第二个是紧贴海面的“超低空”,第三个是“水下”,第四个就是将来有可能出现的这三者混合并可交替的两栖攻击(鱼)雷导(弹)武器.陆基,洲际,太空,航空和水面攻击都属于“空中”;巡航导弹常常可以紧贴海面作超低空飞行及变轨飞行;潜艇攻击或水下智能体攻击就属于“水下”.从导弹攻击方面来看, 在GPS失效的情况下,很多种类的精确制导导弹或巡航导弹就难以发挥它原来的最大效用.那时,一些不完全依赖GPS的智能导弹,能否有效地突破航母的层层防线就是个问题.即使有些特殊智能的导弹能突破预警机舰载机远距离的防线,这些数量有限的导弹还不能构成对航母的真正威胁.因为航母本身具有一套高效的导弹防御系统.能躲过这最后一道防线的导弹就是个别的了.解放军也在研究用饱和攻击的方法.如果遇上了对手饱和攻击导弹群的话,那就完全要看航母本身携带的那套导弹防御系统处理的能力了.从战机和水面舰艇攻击方面来看,航母上的预警机和它自身具有的攻击系统比较容易发现和对付.最令航母指挥官头痛的可能就是水下了.他们看不见听不到.外太空上的卫星很难侦测到,水面上的导弹防御系统也根本管不了水下事情.一艘噪音很小的核潜艇躺在深海里几个月不动,突然在航母下面发起攻击,那太可怕了.更可怕的是,如果这是一艘核动力深海潜艇母舰的话,那航母群可就惨了.当一艘母潜艇长期潜伏隐蔽在作战区,突然放出若干艘微型潜艇或无人驾驶潜艇,向航母群发起攻击,你可以想象航母群的下场.现在由于海军还没有潜艇母舰,美军可以放心大胆地拉近航母群之间的配合距离去发挥它们的最大威力.假如将来一旦真的出现了潜艇母舰,航母群协同作战的规律就会被改变.群狼扑食的战术只能被分割成孤狼行动.大兵团进剿历来是西点军校的信条,但它怎么教蒋介石军队都不管用.因为他们碰到了毛泽东这么个人.毛公公老是用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办法,硬是一点一点的把国民党八百万军队啃掉了.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可能他还会用这种传统的方法去思考对付航母群的吧? 现在解放军把很大的希望放在潜艇身上,这是好事,可是也不能只走这一条路. 如果美国人下决心发展深海定位系统 ( Ocean Position System ) 的话,对潜艇就是个很大的威胁了.如果他们能把深海定位侦测系统的密度进一步提高的话,你潜艇跑到哪里都可以在对手的屏幕上显示出来.同样,如果解放军也下决心去创建自己的OPS,或者千奇百怪的深海智能体,甚至把深海噪音系统也结合在一起,或用潜艇把自己无人操作的Mini Intelligent Stations 设置在深海作彻底隐声或消声潜伏,或用子母潜艇声东击西地攻击航母,或研发巡航鱼雷,甚至创新什么可以扬长避短,既可以突破声纳又可以避开雷达的(鱼)雷导(弹)相结合的两栖攻击武器,……等等,那么美国人就是造出再多的航母,也一样是举步为艰的.谁都知道, 外太空部署重返地球大杀伤性武器,在大气层通讯被高爆核武器引爆严重破坏的几周内是很难再有效地发挥作用的.因为强大的高频电磁波会在大气层内久久来回振荡,严重干扰靠GPS导航的任何飞行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深海攻击就显得特别重要.另外,导弹的饱和攻击也是解放军的首选.可是饱和攻击如果不与战术核武器结合的话,作用还是很有限的.因为即使你五十枚导弹能有百分之二十躲过拦截的话,也不一定都能打到它最要害之处.鱼雷即使击中航母的船体,完全要看在什么地方了.有时候航母船壳的对外面被炸开了一个大洞,也不一定会沉掉.因为它的船体被设计成箱式结构.一处进水了,可以关闭并用其他来平衡的.假如将五十枚同时发射的饱和攻击导弹分成若干梯队,或不同功能组别,并在较后面的主攻导弹群中随机夹带着几个战术核弹头的话,那航母就够呛了.谁都懂得锤子只能把钉子砸下去,而不能把大楼的地基柱子敲下去.因为它们不是一对相同等级的东西.当你的攻击目标体积和质量越大时,你所需要的爆破当量就越大.现代航母的体积越造越大.你要去攻打一艘十万吨级以上的超级航母,如果还用普通的鱼雷和导弹,就象用枪的子弹去打坦克一样.人们传统的思维是用多次多批多量的办法来把航母一点点击沉.这种老套的思维在将来是要吃大亏的.因为它不会再给你过多的机会去接近它.有时可能会出现好不容易打到它,却因当量不够而不能击沉它的情况.哪怕你想学“神风”飞行员用飞机去撞它的机会都不会存在了.在现代化武器完全能产生很大当量的时候,攻击航母的思维也应该跟着改变.大当量的攻击从天而降那叫灭顶之灾,而大当量的攻击从下而上那可是翻海倒洋之难.凡有核武器的国家几乎都做过各种各样的相关实验,但是从来也没有一位船体设计工程师会被邀请去观看水中核爆炸产生的能量对航母船体龙骨结构和蜂窝结构造成的折损和破坏.一艘十万吨重的尼米兹级超级航母,哪能经受得住核爆瞬间引发的巨大海浪而不折断的呢? 超级航母在水中的平衡问题和龙骨强度问题本来就是船体工程师们最头痛的问题,他们再聪明也不会把核弹爆炸后瞬间引发的巨浪模型也考虑进去吧.造船学府和研究所可以缩小比例在实验室里做船体的各种流体实验,可是他们谁也不会把核弹在水中爆炸后产生的流体列入实验项目的. 尼米兹级航母的总长约三百米,宽不足百米. 核爆引发的巨浪如果是从前后扑来,它的波峰只要托起船底一定的高度,即使不再往下抛,象那样长那样重的东西很可能会被折断.因为钢材的抗拉强度再怎样被提高,毕竟它还是钢材,无论如何也经不起在一个支点上去平衡两头各五万吨重的物体.同样, 核爆引发的巨浪如果是从航母的左或右舷方向扑来,一艘不足百米宽的航母哪有那么好的稳定性,很可能会被巨浪掀翻.本来一块九厘米厚的三万平方米那样大那样重的厚厚钢制甲板盖在航母的上面,这种头重脚轻的问题从来就是设计师们伤脑筋的地方.好不容易按常规情况计算,用加重的办法来平衡了.但是这种设计是有条件限制的.当航母船体的重心线偏离过大的角度,船体照样会翻个的.另外,超级大国已经做过核爆实验,当两颗原子弹一个在上空一个在地面同时爆炸,它们可以产生更强大的叠加效应.任何“波”在叠加的情况下,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都会产生共振效应的. 可以想象海上的情况,当两颗原子弹与目标成三点一线并向心按序引爆的话,同样巨浪也会产生超强的叠加效应.这种超强的推波助澜会将共振效应推向极至.不要说是单艘航母了,就是整个航母群都会被吞没的.因为航母的时速较慢,许多超级航母的时速才每小时五六十公里,它的逃逸速度赶不上核爆引发的强波浪或特级巨浪的扩散速度.在航母船体稳定性与速度相矛盾之间,设计人员只能用牺牲速度来换取有限船体的加宽.这就是它很难及时逃离突发现场的致命弱点.再说,船上那么多战机的固定都是个大问题.等到发现核爆再去固定上百架飞机已经来不及了.当船体突然倾斜四十五度角以上时,飞机都可能被相互撞坏.更可怕的是六至八个核反应堆,它们一旦被倾斜四十五度以上,还能正常工作吗? 即使核武器不直接击中船体,只要在有效距离内爆炸,无论是空中或是海底,对航母的威胁都是可怕的.我们可以想象,用普通导弹鱼雷去击中航母,往往只能造成航母的渐渐下沉;而航母船体的龙骨一旦被折断的话,那一定是迅速下沉. 从经济成本上讲,一两颗核导弹的成本不知道要比上百亿美元航母的成本要底多少倍.再退一步讲,即使不考虑其经济成本,航母上还有五六千战斗人员的性命呢.一下子都报销了谁都受不了的.假如攻击者想在海上对航母攻击,又想实施自己零伤亡计划的话,谁能保证不会用这种手段的.还有象航母的补给线也会是解放军攻击的目标.虽然一艘核动力航母自身可以连续许多年不加核燃料,不需要消耗大量油,可是上面几千人的生活补给,弹药补充,飞机燃油补充等也是个关键问题和弱点.不过,如果等到一方把重心移到这上面去的时候,说明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后劲了.海上游击战毕竟不是大量消耗敌人主力军的办法.再说,未来在海上进行特殊运输并不一定都非要用水面舰只这一种办法.既然飞机可以有隐形战机,为什么不会有水下运送东西的潜舰呢? 美国人最害怕的不是解放军跟在自己屁股后面的盗版仿造,而是自主创新.盗版仿制水平再高也还是落在别人后面,但是自主创新就难预料了.遗憾的是,那些希奇古怪,异想天开,跨越思维,出奇不意,发明创新,挺而走险,…等等基因历来都深深地流淌在西方人的血液里,加上他们的社会体制又为这种基因的发挥营造了很好的环境,所以西方人在民用发明专利上占了绝对优势.而在军事发明创新上更是遥遥领先.恰恰这一点,是中国人的最大的弱点,可能也是在航母研制和将来应用思维上的最大障碍和问题.逐步抛开旧战略模式,用创新的思维去攻击航母,是美国人最怕的事.凤凰卫视有一档节目叫 “军情观察室”,常常喜欢用岛链理论去把网友炒得热血沸腾,这作为娱乐性节目是可以的.事实上,解放军哪有那么天真,就只知道用岛链理论去指导自己如何攻击航母吗? 同样,美军也很清楚解放军一定会猜想到任何可以公开谈论东西的背后常常会隐藏着更大的东西.解放军都是生在孙子和老子的家乡, “变幻无常”是他们活的灵魂,这才是西点军校最担心的.更让美军担忧的是,解放军可能也会在美国人原来的强项方面作跟进.譬如:实力政策,先发制人,战略提升,广交远攻,等等.所以他们才更关心中国国防的“透明度”问题.真正让人最害怕的是思维转变和意图不明,尤其是大战略思维的突破,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的出现.
中国人的航母就要下水了! 它的取名,它的编号,它的动力,它的吨位,它的防御,它的风采,它的舰长,它的机群,……等等,一定都会倍受瞩目,并让华人兴奋不已.中国早已拥有了自己的核潜艇,从船用核动力技术来说,一下子跨越到核动力航母应该是可以做到的.由于中国在海外几乎没有军事基地,也不与其他国家结成军事联盟,所以建造可长时间续航核动力航母的意义就显得非常重要.同时,中国已经是一个造船大国了,现在要建造一艘十万吨以上的大船也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将来西方国家都会向二十至三十万吨的超大航母方向发展.中国也可能会采取大吨位航母的方案.另外,舰载机和舰载预警机会更受外界的关注.很早就据说中国在考虑用垂直起降的战机.这种舰载机虽然可以节约跑道,但其动力和战斗性能可能会受到限制.假如航母上不能配备一流的战机,它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看来中国的航母还不得不采用飞机弹射辅助装置,以及飞机降落速减装置.
假如我们可以将航母分为硬件和软件两大块来看的话,从硬件上讲,中国航母的自身防御,预警系统,和舰载机性能是最令人担忧的问题;从软件上看,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思维转变.如果思维还是停留在以前那样层次上的话,这种武器反而是个包袱和将来的伤痛.航母是一种主动攻击性的武器,也可以说它历来是一个侵略性的武器.如果你把它拿来当作防御为主,攻击为辅的工具,那么它早晚会坠入活靶子的深渊.将来可能我们不是被敌人打败的,而是被自己传统旧思维搞垮的.你一方面要航母,另一方面又一直死守着过去一系列传统的老观念,行得通吗? 我们可以反过来想想,如果美国人也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论是战略的还是战术的),也保证不在海外驻扎一兵一足(不论是陆地战略要地还是海中通道要塞),也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也遵守后发制人的信条,也放弃同时应付两场战争准备,也不暗地里研发和部署星球攻防体系,甚至保证绝对不违反日内瓦公约找借口攻击大使馆,等等, 他们有必要和敢于发展和应用那么多航母吗?我们不论别的,就说先发制人.象航母那样“贵重”的东西,能允许你死抱着“后发制人”的信条吗? 我想只有“天安”号航母才会对水下不明的UFO无动于衷.航母在客观上是一个进攻性的工具,你却用防御性的思维来驽驾它,这是不切实际的,是要吃大亏的.既然你已经有了它,你就必须有一种与之相适应和相配套的思维.说句不该说的难听话,假如我们把航母当婊子来看待的话,拥有它已经没有什么可耻的了,不为它立碑坊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最可怕的是两者都要,最糟糕的是把航母打造成花拳绣腿,最可悲的是不在航母建造和创新上采取可持续发展方针,最可笑的是不把航母与大战略相结合,或出现象日本人总是喜欢或自以为可以用战术来替代战略那样愚蠢至极的基因.
今天,当我们开始在为航母下水高兴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过,别人可能已经在悄悄地制订怎样对付它的作战方案了? 也许你会说: 我当然想到了.可是,再问一句:你知道别人是想什么办法或可能会用什么方法来对付你的航母吗? 或者,再追问一句:假如将来日本鬼子或美帝国主义有一天也把你的航母当“天安号”来看待,让你再次处于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的尴尬境地,让你哑吧吃黄莲,你又会如何反应? …其实,将来航母在使用和实践上所付的学费可能并不贵,而在战略思维上要付出的学费可能是沉重的.现在,可能连小孩子都会想到:一条航母入世是极其危险的,而一群航母的下水才会相对安全些. 当你还有还手能力和有后备梯队的时候,前面探路的先锋才有较大的存活率.所以我们不要为孤狼的问世陶醉得太早,而要期盼一群猎狗的出现.不用担心,相信解放军早晚会生出一窝来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听说中国在建造航母,便主动提出愿意替中国出主意想办法,为中国的航母建造事业“出点力”.当然中国人的反应我们不说都能想象得到.但是,这里别人给你传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简单地说就是两句话: 差距 和 轻视. 因为客观上的确存在着太大的差距,所以他们主观上会有轻视的心态出现.你若去问航母上的美军飞行员,可能十有八九的人会轻视中国刚出世的航母比讥笑中国足球还要厉害.而中国人又特别要面子,喜欢别人称赞说好话.其实,我们不要为这些不高兴.要知道这虽然让人不愉快,但是可以转化为“好事”的.我们就是在国民党军队看不起小米加步枪的情况下打赢的,我们就是用落后的米格战机在朝鲜与联合国军打平的.那时我们正是利用了敌人轻视的弱点,并把它转化成了自己的战斗力.假如别人真的把你当一回事儿来重视对待就更糟了.差距可以通过保密和追赶来弥补和缩短的,而且差距更容易隐藏进你真正的杀手锏,为自己航母上采用韬光养晦提供了机会.从军事上说,当你的对手表露出轻视的心态,那就是你的福音了.你可以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去追赶,争取早日接近它.不过我们也要正视与别人的差距.西方人为了发展航母,走了近一个世纪的漫漫长路.据资料统计,为航母试验试航试飞而出事故死的人员,比在战场上阵亡的人还要多.他们是用那么多自己人的生命代价才终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装备上看,航母高度集中和体现了一个国家真正的综合实力,几乎囊括了军事科技的大部分领域,特别是它的代价太大.一般的小国就是送给你也养不起它,更不要说用在军事上呢;从实践上看,航母的攻防是最复杂的军事操作之一.不要说别的,它可以每二十秒就完成一架飞机的起飞.如果没有非常先进的电脑,情报,通讯,后勤保障等辅助和调度系统,反应灵敏效率极高的参谋班子,各兵种训练有素的人员相互间紧密的配合与协调,尤其是出类拔萃能运筹帷幄的航母将帅,要做到那样复杂的运作是不可能的.中国也将从此开始走上这条漫漫长路.第一艘航母不可能一下子就做的那样完善或超越别人,会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其实这些都不重要,关键是中国人终于跨出了这第一步,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开创未来.可以相信,五六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的下一代人再来调侃航母时,那时中国的航母也许会非常接近美国人的了.
“敢拼才会赢,敢唱才会红”.谁都会问一句:你要航母干什么? 我想仅仅是为了对付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海军,或光光用它来保卫海上通道安全,那根本就不需要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第一步.即使我们不说,别人也清楚得很.问题是,当我们既然开了这个头了,有没有一个可以不说但必须去赶上和敢于超过老大的雄心和意图? 可以肯定,现在中国人的要求不会太高,能达到“敢拼才不败,敢唱才不输”就很满足了.中国人现在绝对不会象美国人那样也用一部自己的国内法去欺负别人,美国人大可不必担心.可是将来就难说了.假如中国的航母数量与美国的相比,有一天倒过来达到了50:1程度的话,就难保“人大”是否会出台一部什么阿拉斯加关系法.“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句口号只有在赢了的时候才管用; “中国永远不称霸”这句话只有等自己当了老大时说了才能显示出真正的诚意.强大了而不去欺负别人,从古至今就很少见到. 说建造航母是为了“友谊”和“不称霸”比什么都不说还要糟糕,而理直气壮地去解释也很愚蠢.最好的途径只能是埋头苦干,多做少说或不说.别人要担忧,你怎么做都是无济于事的.既然如此,就我行我素,让别人说他的.最终还是实力会替你说“公道话”的. 欺负别人不好,受别人欺负更不好.于是就有人会说:我既不去欺负别人,也不让别人来欺负.可惜,这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状况.假如只让你在两个极端的中选择一个的话, 谁都不愿意选后者.“欺负别人总比受人欺负好一点”,尽管此话听上去“难听”,可是谁愿意倒过来呢? 也许这就是每一个拥有航母者的归宿吧.否则,江泽民为什么很早就在提醒解放军将来一定要争取做到“打得赢,不变质”的要求呢? 不变质并不一定是自身的腐败,不去欺负别人的传统也应该算是一个好的本质吧.不过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西方人的眼光来看,要人类也改变“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是一种梦想.西方人是现代世界物质文明的“祖鼻”,他们有时也是最不讲道理却彬彬有礼的“绅士”.英美加澳新这五兄弟,常常是:明明他们踩了别人一脚,却很有 “礼貌”和傲慢地问别人: 你为什么生气发那么大的火.这样看来,中国人有点航母的家档也没有什么不好.即使将来这些东西可能与别人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我们也不必太苛求自己.
纯粹从学术角度去探讨航母的攻防问题,没有人会说你是个好战分子,哪个国家的海军不在纸上谈兵,哪个海军学院没有那些“博士”毕业论文? 当然,老百姓们从调侃的角度去评头论足就更没有人介意了. 既然中国人快要把这帮天生就会打大架打群架的孩子们生出来了,那么它们一定会在世人的眼中一点一点长大成人的,也免不了会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关心的话题.它们的前途安危更会牵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国以前在自己没有航母的情况下也想出了那么多对付或攻打美军航母的办法,那么今天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处女作,同样而且也一定会成为别人的眼中钉和肉中刺,它不可能不成为别人海军学院里的研究对象.因为这毕竟不是一艘邮轮而是一艘战舰.既然解放军能想出很多高招来对付美军的航母及航母群,同样别人也会想尽办法和发明各种高招反过来对付解放军航母的.中国的航母将来是终身在和平环境中渡过,还是真的会经历残酷的战火,现在谁也不知道.你即使去教堂金顶庙宇里求神,肯定上帝真主菩萨他们没有一个会开口的;哪怕你去算挂抽签,忽悠你的“高人”也只能留下些糊扯.不过有一点是可以预料的,假如你一开始就期望让航母当一回儿“和平兵”的话,那么它们的命运就凶多吉少了.相反,假如你当真立足在将来可能的海战中让它面对非常残酷的情况,甚至不断把后续的航母个个都打造成可以应付现代化战争的巨无霸,那么也许它们反而能岁岁平安,个个能活着进养老院.我们既不希望将来中国航母的舰长再次沦为邓世昌,谁也不希望他去学三本五十六, 假如他能有尼米兹(Chester William Nimitz ) 那样的智慧,胆识,魄力和运气的话,那真的就算很走运了.

天安

2010年东北亚发生的最大事莫过于南韩的一艘“天安”号军舰被击沉事件了.一条军舰被炸沉,而且还查不清楚是谁干的? 这在现代科技已经那样发达的今天似乎是不可理解的.国际社会都异口同声地咬定说:这是北朝鲜人干的,而且急着要联合国制裁;北朝鲜人说:这不是我干的,反驳说:这是美国人的阴谋;中国人被挤在中间,但对此表示有怀疑,只能采取和稀泥政策;俄罗斯人调查完后,不作声了,又在耍北极熊那套聪明的狡猾小把戏….这在很多人看来好象是个无头案了.对于较复杂的刑事案件我们都会有这样一种经验,谁最有可能在这个事件中成为受益者?谁是这个案件的嫌疑?谁有可能产生此结果的动机? 很自然,我们也会用这种思维去想这个奇怪的无头案.如果要采用排除法来思考的话,在东北亚的六个相关国家中,可以首先排除中国,其次是俄罗斯,再次是日本.除非再有特殊的背景和条件,否则从一般常理上推断他们直接去干这种事的可能性几乎可以先排除掉了.当我们再把焦点集中到剩下的三个国家后,可以看到:北朝鲜目前成了最大的嫌疑,是被告方;南朝鲜是受害方,是指控方;而美国是坚定站在受害方一边,并在极力扮演仲裁者的角色,想推动联合国对北朝鲜进行制裁.它已经扮演了一出多种角色集一身的戏:既是现场调查官,又当检查官,现在还想当法官.你看美国人在国内宪法中坚持强调“三权独立”,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却搞“三权统一”.那么就不能责怪北朝鲜人要说:这是美国人的阴谋.从常识上讲,凡是牵涉到的各方,包括被怀疑的对象都理应从这个案件中退出“有公信力”的调查工作,而让没有利益相关的第三方介入进行独立的调查,这才合乎司法调查最基本的原理嘛!.问题就恰恰出在这里.现在的情况反常得太离谱了.在真相大白前,谁都会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去假设件事的可能性: 第一,确实是北朝鲜人干的.第二,很有可能是美国人干的.第三,不能绝对地排除是南朝鲜人自己干的.
假如是北朝鲜人干的.那就要拿出确凿的证据,包括物证或人证.现在受害人获得了北朝鲜人用来击沉军舰的鱼雷,并公诸于世了.根据这枚鱼雷,美韩日就一口认定是北朝鲜人所为.但恰恰是这枚鱼雷带出了更大的麻烦事来了.我们都从电视屏幕上看到那枚鱼雷了.它被放在大玻璃罩里向全世界展示.看了后,谁都会觉得奇怪:一枚把军舰炸沉了的鱼雷,怎么会那样好地完整无损? 它的推进器结构基本没有损坏? 一枚爆炸的鱼雷应该也被炸碎了才对呀!美韩日怎么再来解释和证明爆炸后的鱼雷,甚至是一枚能够炸沉军舰的鱼雷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北朝鲜现役的潜水艇没有几艘,他们潜艇上目前配备的实战鱼雷就是这种鱼雷吗?既然打出去的“子弹”留在了现场,那把发射子弹的“枪”还在“嫌疑犯”手里,要核实它为什么那么难呢? 最令人不可思意的是:北朝鲜的潜艇比较落后,它们的噪音分贝较大,很容易被南韩海军先进的声纳器发现和辨认出来的,为什么那样声大的老式潜艇反而会发现不了呢? 没能被发现和辨认出来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是该军舰上没有装上声纳器或配备声纳系统.北朝鲜人开着老潜艇在底下“敲锣打鼓”地航行,上面的南韩人都不知道? 那么,你就要向世人解释:我南韩的军舰上没确实没有装声纳器和配备声纳系统的证据? 美韩日都拿不出这样的证据.现代化的捕鱼船上都装有声纳,海军的军舰上没有先进的声纳系统,说出去会惹人笑话的.第二,该军舰上虽然装了声纳器,但是没有发现底下的动静,或者是底下的潜艇有能力不让你发现! 这个篓子可就捅大了.那么谁有这个能力呢? 北朝鲜有这种先进的技术和能力吗? 假如北朝鲜真的有那样大的本事,我看中国的海军应该好好向北朝鲜学习,从北朝鲜去购买这种先进技术来对付美国的航母了.可以肯定,北朝鲜人还没有那个本事.如果北朝鲜人没有那样的技术能力,那就有理由怀疑当时另外有人在水下了,很有可能水下的这个人确实有能力做到不让上面的韩国海军发现.那么他们又会是谁呢? 从被打捞上来的 “天安”舰来看,该舰几乎是在正当中被击中的.北朝鲜的潜艇可真是太“有水平”了! 怎么会打得那么准? 他们有那么好的技术水平吗? 远距离发射鱼雷,哪个国家的海军潜艇都没有那个本事正好打中正当中.而潜艇要靠近攻击目标,近到足以打到别人军舰正中央那个位置,你可以想象那个攻击者离“天安”号有多近.南韩海军还是没有发现,这就更奇怪了…… 从司法程序上讲,哪怕就是一个被铐住的嫌疑犯,他也有不可剥夺的申辩权利,为什么美韩日要异口同声地坚持不能让北朝鲜来申辩呢?甚至连他们要求看一下现场都不可以? 假如自己没有做过亏心事的话,为什么要阻止别人申辩? 北朝鲜的申辩就那么可怕吗? 从西方国家的司法陪审制度上讲,应该让不同的代表参与其中才对呀.美韩日为什么不敢让中方直接介入或参与调查,而全由西方国家联合调查? 美国人当然脱离不了最大嫌疑的干系.因为这桩惨案发生后,在所有其他相关方来说,都是受害或无辜被牵连者,而唯有美国人才是或已经是最大的获益者.因为:第一,南韩人原来吵着要把军事指挥权收回来,美国人不愿意.现在可好,这件事发生了,韩国人吓得说:我暂时不收回了;第二,日本短命的“赳山”首相就是为了想撵走在冲绳的美军不成而被迫下台的.美国人一直在为日本人想摆脱美国的监控而大伤脑筋.现在也好了,“天安”号舰被击沉后,日本人也只能暂时容忍美国的军事存在,而不会在要求撵走冲绳美军基地问题上与美国人叫劲了;第三,事件发生后,美国人做了一件太过于着急的事,那就是拼命拉拢中国,逼着中国表态,让中国也去加入制裁北朝鲜的行列.这些猴急的做法比美军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和南海撞机事件还要厉害和严重.很多人往往只对直接事件感觉强烈一点,却对背后的更大圈套和利益看不太清楚.从更大的战略利益上看,美国人若破坏了中朝关系这个环节,就把围堵中国的“围棋”下活了.我们可以看看世界地图.这是一个最后的死扣.假如北朝鲜被美国人拿下了,中国人和俄国人都被西方人堵在了北半球不到一半的圈子里了.这是一个大的战略格局. 二战后美国人强加给德日意这三个战败国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并在这三个国家周围都用军事监控的办法把他们三位牢牢地看住和围住了.冷战结束后,出现了“上合”组织,加上中国的快速崛起.这着实际让美国和西方世界担忧.他们要从东欧的俄国家门口开始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围着北半球中俄这两个大国饶一圈,一直到东北亚北朝鲜的最后一个出海港口.如果能把这一大圈联起来,基本上就把他们看管在一个不到地球四分之一的范围内了.为了这个关键的战略利益,美国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即使炸死一些南韩的海军,也只是死的韩国人.何况在美国人的理念中,根深蒂固地相信:为了更大的利益可以牺牲少部份人的性命.西方人一向都很讲究人的行为或犯罪记录.而美国人的记录可算是出了名的.北约总部司令不敢下令炸中国大使馆,美国人会想出 “好办法”,冒着违反日内瓦公约的险,直接从美国本土起飞去炸!还让你哑巴吃黄莲,说:我看错地图误炸了;克林顿在电视上公开说:我与女助手没有发生性关系,几天后就被迫承认了;……这些历史和现实状况怎么能让人相信美国人与这件事绝对没有关系呢? 再说,也只有美国人才有条件出现在那个现场,而且他们潜艇的噪音非常小,发射鱼雷的准确水平才是世界一流的呢.他们太了解韩国海军了,要屏蔽掉韩国海军的声纳系统只有美国人才有条件做得到.最有意思的是,美国人对冒险常常会很好地掌握一个“度”或分寸.对于这一点,一般失去理智的人很难把握好的.“天安”舰是一艘不大不小的军舰.如果太小了,事件就没什么影响;而吨位太大了,谁也舍不得.你想韩国大军舰有的是,来那个现场也不是一两次,如果北朝鲜人敢于炸“天安”舰,为什么不选大的,而正好是“天安”舰那个中等尺寸呢? 不过要证明不是美国人干的会远远比要证明不北朝鲜人干的困难得多.如果美国人要做这件事的话,他们一定会考虑不留痕迹的问题.可是,今天他们却自己主动拿出了北朝鲜攻击“天安”舰的鱼雷残骸,而且还不让北朝鲜人看一眼,也不邀请中国直接参与其中最关键的调查,这就有点意思了.最让人好奇的是俄国人.美国人让他们来转了一圈,回去后就没有下文了.真是不可思意? 不知道背后有什么交易? 为什么说受害的南韩人也有理由被怀疑?那枚被拣到的鱼雷残骸是南韩人拿出来的.他们怎么也不仔细想一想,为什么这枚留在现场的鱼雷残骸会成为现在的样子? 为什么他们拣到的鱼雷可以让他们足以辨认出是北朝鲜生产的? 特别是受害人要出示对方作案凶器更要格外小心,否则很容易被人怀疑贼喊捉贼.……假如 “想也不想”就要拼命去说是北朝鲜人干的,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感情用事,另一个就是别有用心. 现在北朝鲜仍然是最大的嫌疑,他们要洗脱罪名很不容易;美国人也是被怀疑的对象,他们要摆脱人们的怀疑也不那么容易.可是,任何大事件的背后,永远被一个无形的手笼罩着,那就是大国与大国背后的战略和政治的较量.而小国永远是这盘棋上的一颗子而已.
其实“天安”舰事件背后又一次露出一个更大的端倪,中朝关系是一个唇齿相依的关系.不管中国人喜不喜欢北朝鲜人,事实上他们在中国整个大战略上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无形的贡献并不是现在所有人都能看得出来的.我们不能把眼光看得太近,只要北朝鲜还处在这个战略位置上,中国人就是养他们也是值得的.我们不能看不起他们,也不能再象以前那样歧视他们,不仅如此,还要面严心善地对待他们,否则将来后悔都来不及.今天美国人这样对待北朝鲜,也是为了拉开一张更大的网来对付中国和俄国.假如有一天这种办法不灵了,你瞧着吧,美国人照样会拼命去拉拢北朝鲜,也很有可能北朝鲜会投入美国人的怀抱.假如真的出现那个局面的话,中国的麻烦事可就更大了,最后倒霉和受害的还是自己.
历史有时候就会出现那样一些不可思意的巧合.那艘被击沉的军舰叫“天安”,而在中国的心脏里也有一个“天安”门.我想真正策划那个件事的人怎么也“不会”想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吧? 可是,它在实际上却会提醒中国人应该更加注意天安门的大战略安全.

共军

国民党在许多方面都有过很大的失算,可是有一个对象被他们说得非常准确.那就是把解放军称之为“共军”.解放军的前身是红军,她从成立的那天起,就从属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自从毛泽东掌握了党内领导权后,他为自己的军队立下了一个至今未变的规矩: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所以国民党叫解放军为“共军”当然正好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喽.不过要大陆人改口都跟着国民党一起去称呼解放军为“共军”是不可能的.因为大陆人一听这个词就有一种贬义的含意在里面.但不管怎样,把解放军看成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军队这却是没有什么好争议的.
今天之所以会想起解放军这个话题,是因为看到了一位解放军将军马晓天,在新加坡亚太防务会议上与美国国防部长盖茨顶牛的场景.以前我们也听说过解放军将领放风和讲些让美国人害怕的过头话.不过那是在自己家里说说.不是在国际舞台上与别人面对面理直气壮地说.今天可不一样了,全世界都看到了马晓天怎样当面智斗盖茨.真是多少年没有看到中国男人这样与洋人说话了,特别是很长时间没有看到中国军人理直气壮地在国际会议上与美军高层正面交锋了.自从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美军炸后,以及美中战机在南海相撞后,中国军队对外给人的印象就是两个字:窝囊.近二十年了,我们为了韬光养晦,我们为了更大的经济利益,我们为了争取发展的时间,对别人的一再挑衅和欺负,都忍气吞声.军队的将领不敢出声,因为他们都受党的绝对领导,不能随便说话.二十年过去了,那些原来生闷气的元老都离开了,新上来的将领看到这种情况还是发扬革命的忍耐光荣传统,继续爬在那里不吭声.这似乎让人感到,中国军队也有一点象中国男足一样,好象里面没有男人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感谢 “共军”这个词,它能稍微安慰和帮助人们理解:是解放军背后的共产党在决定军队的一切,不能片面地认为都是解放军无所作为嘛!让人眼前一亮的是,今天解放军还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怎么马晓天将军竟然敢发出声音了?我想假如共产党不给他授权的话,他是不敢这样做的.这说明解放军身后的共产党开始改变做法了.谁都能理解,讲话的底气来自于实力.这个实力是指军事实力,更是指国家的综合实力.我相信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加, 军事实力也会相应的增加.以后中国军人在国际舞台上会越来越多地展现自己应有的表现. 酷! 老朋友,你又回来了.
回想四人帮刚被粉碎的那个年头,我们也称呼解放军是强大的军队.那时有三百多万军队,有十大军区,有二炮战略核威慑部队,…可是邓小平却清楚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了.原因是两个字:没钱.我们一方面没钱,另一方面又要养着那么庞大和臃肿的陆军.而外面的情况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还蒙在鼓里.当时,邓小平就忍痛地对解放军说,我们只有先裁军,把钱剩下来搞经济建设.等到有了钱了,我们一定会再来大力发展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后来的伊拉克战争把我们的解放军震醒了.从那个时候江泽民及时地提出了世界已经出现了重大和新的军事变革的理念,解放军又一次被拯救了.今天,中国已经到了中康水平了,用赵本山的话说就是“不差钱”了.现在我们用越来越多的钱投在军费上,重点发展海空太方面,维持有限的战略核威慑,把战略眼光投向外太空更高的制高点,也在研发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在大力减低潜艇噪音的情况下开始建造大型航空母舰了,……解放军又一次站了起来.军队最怕的就是染上了片面的指导思想.过去我们说起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蒋介石八百万军队就很得意,那时就片面地强调人的精神因素第一.这种思维在将来是要吃大亏的.而西方人又太强调武器的因素,我们说这种思维不对,但是他们总是可以利用这种不对的思维站在制高点上来欺负我们.现在我们开始慢慢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也在军事科技上奋起直追.一个军事科技先进,再加上人的精神因素,这才是一个完整和真正强大的军队.
另一个让我们解放军争取到宝贵时间的是9.11事件.尽管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但是这个事件在客观上改变了整个世界,改变了美国已经把战略矛头对准中国的计划,也推迟了中美直接冲突的时间表.历史又一次给了解放军一次不可多得的喘息机会,但是谁也不清楚基督教世界与穆斯林世界的这场冲突会持续多久?就象斯大林根本就不知道能从德英战争中争取到多少宝贵的时间? 相信解放军也会象苏联红军那样早早地把战略储备牢固地建立在斯大林格勒的河对岸.因为今天不发生,明天可能会发生;明天不发生,早晚会发生的.假如解放军不争气,还会提前发生;假如解放军强大到超级大国的地位,才有可能不发生.
我们的解放军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相比,他们所面临的难题是最大的.首先他们要面对美国这个实力远远超过我们的最大对手,其次是众多的与美国结成军事联盟的周边国家,甚至是远在欧洲的北约,我们还有自家兄弟可能闹分家独立的问题,我们还有周边邻国们对我们疆土海域蚕食的问题,我们更有北极熊大哥可能随时落井下石的担忧,…这样一支军队要与那么多对手在周旋,并要在那么多人围攻的情况下来保护自己的人民过上平安的日子,谁说她不伟大呢? 你美国军队有那么大的负担吗? 哪个超级大国的军队敢面对那么多的对手? 天下,只有那支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军才能应对今天这种局面.我们一方面要对解放军敢于顶住那样多压力表示敬佩,同时也应该想想:我们为什么不能改变这种状况? 为什么不能把那么多跟着主要敌人的走狗们转变成跟着我们去对付主要敌人的工具呢? 我们的“军事寡助”境况是不是在大的“道”上存在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死守着军事不结盟的老观念?我们为什么一搞“军事合作组织”就非得要与俄国人凑在一起?我们总是在用几颗围棋子,怎么能不被别人围起来,又怎么能反过来围别人呢? 甚至我们为什么总是认为可以用自己的善意去感化对方,一再幻想用自己的忍让和屈辱向对手交换和平? 结果呢?
我们撇开过去国共内战不说,在建国后,解放军经历了几场战争都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在朝鲜战争中,解放军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十五个国家的联军作战,最后打了个平手;在中印边境战争中,解放军与一支得到美苏都支持的印度军队作战,象猫玩老鼠那样让红头阿三丢丑;在中苏边境战争中,解放军与超级大国相碰,在珍宝岛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 在西沙海战,中国的渔民和海军用落后的装备打跑了南越的大军舰;在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解放军一直打到了凉山,然后就主动撤回了; ……历史幸运地让解放军留下了光荣的记录.只是在以后与美国军队的屡次挑衅中,解放军开始有点窝囊了.她在强大对手的欺负下采取了忍气吞声的办法,她的光荣被韬光养晦的思维渐渐拉入暗淡.谁都能理解,解放军的东山再起只能出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崛起之时.因为军事实力背后支撑的只能是国家的综合实力.
但我们不希望看到解放军象中国足球那样.你若不能再争取光荣,至少也不能丢脸吧.从这个意义上说,马晓天有“种”. 马晓天精神是解放军应有的魂.如果军队不敢对挑衅者和侵略者说:NO 的话,反而是危险的.历史常常在告诉人们,有很多很多的悲剧是来自于自身过于软弱.中国人一般对“落后就会挨打”这句话都能背得滚瓜烂熟,可是对“示弱可能挨打”就不一定能体会.我们不要去说太多的例子,就看看身边的北朝鲜就知道了.他们在那样不利的情况下生存了半个多世纪,如果用软弱的办法行得通吗? 他们不仅对美国人说NO,他们还对联合国说NO;他们不仅对敌人说NO,而且还对中俄都说NO. 你说他们是蛮干也好,不讲策略也好,可是他们在强敌和没有真正盟友的情况下,不仅没有垮掉,而且还成功掌握了核武器,并会在不久的将来掌握核聚变技术. 在这个现实面前,你相信美国人会去动他们吗? 看来北朝鲜的人民军可能比解放军更加了解美国人的性格.西方人包括美国人的确在文明方面成了世界的领头羊,不过他们的本质告诉东方人,他们是:能欺就欺,不能欺就和平相处,若绝对打不过的话就可以举手投降. 看不清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
过去有句话说 “好男不当兵”. 可我从来没有听人说过 “好男不当解放军”.也许又有人会说: “好男不当兵,也包括解放军吧?”, 差矣.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军是一个非常难得,十分特殊和真正有益的大学校.现在年轻人只知道上大学求知识,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知道解放军这所特殊的学府一点也不亚于清华北大. 世人都崇拜美国西典军校,他们哪里能体会到解放军特有的精华.假如一个人在股市里赚了大钱,那个人一定有他的绝招;假如一个人在房产投资上赢得了大量财富,就一定有他的妙方.同样,一支军队从建立到现在基本上没有遭受过太大的失败的话,在与那么多强手相碰的情况下还能越来越壮大,就一定有她的道理.其中的精华不是用书本上的文字能够表达的,只有进去参与过的人才会体会到.当然进去过的人不一定都能用心学到,但是没有进去过的人是肯定没办法真正体会的. 在美国,有人写过书说美国社会有很多精英是从西典和军界里出来的.可是在中国,我还没有看到有人写过一本书说解放军里出来的人怎样? 其实解放军为我们中国这个社会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我相信如果有人去收集和写的话,那一定是一部更具吸引力的书. 解放军可以自己办学校,培养出象北大清华那样的学生,可是北大清华不一定能培养出象解放军那样的人才. 军队都有它自身一套培养人,选拔人,使用人,乃至淘汰人的机制.一支非常有战斗力的军队往往它的这种运行机制的效率非常高.它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把最优秀的人才用到最关键的岗位上去,并且及时淘汰掉一些不能胜任的人员,尤其是在一些非常艰难和特殊的情况下,甚至是一些极端的情况下都要能做到这一点. 否则就会被对手消灭掉.久而久之,能够生存下来的人,自然就有他们特殊的能耐. 搞学问的人是靠书本,而军队里的人才是在实战中踊现出来的.周恩来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而毛泽东则是师范学校的教师,最后周恩来还是把军权交给了毛泽东; 徐世友是和尚,把他招去当兵的吴德江却心甘情愿地终身为他当助手.过去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最厉害的一招就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不唯学历论英雄.所以解放军这所大学才是人才济济的地方. 我觉得解放军给我的最大财富就是:要用活的灵魂去处世. 她教导我们:要不断地学习知识和掌握规律,但是我们绝对不要机械地套用别人的知识,更不要片面地照搬以前的规律去出牌;要用变的眼光看问题,要用新的思维对世界,要用闯的魄力争未来,要用活的灵魂应万变.
有很多人对共产党领导解放军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它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待.一个是党的角度,另一个是军队的角度.我们撇开党的角度不说,纯粹从军队角度来看,党领导军队是解放军克敌制胜的法宝.他们很早就把支部建立在连队里,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解决了人的思想问题.所以会有那样大的战斗力.而美军恰恰在这方面做不好.他们的上一代人那时还相信宗教,美军把牧师插进在军队里,就是让牧师来解决信仰上帝人的思想问题.可是现在糟糕了,如今的这一代人不再象他们父辈那样相信上帝了,牧师被带去帮助不了军队解决政治思想工作问题. 武器再好也要有人来操作的.一个思想有很多问题而不能及时解决的军队有再好的装备也发挥不了他们应有的战斗力.这是美军致命的弱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领导解放军确实有她的优越性.
什么是解放军的未来? 自从二战结束后,日本被美国牢牢地看管住了.不仅如此,还成了美国对付中国的工具.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绝对不希望再看到亚洲出现一个强国来挑战西方世界.如今中国的快速崛起,着实让他们深感不安.未来五十年到一百年,假如中国自己内部不乱并继续按这个速度发展下去的话,可以预计解放军将面临的不仅仅只是美国,以及美日韩联盟,美台联盟,美澳新联盟,美国与东南亚联盟等,而是整个西方世界尤其是北约,其中也非常有可能会包括落井下石的俄国和企图染指大藏地区的印度. 当初慈喜面对的只是八国联军,而将来一旦世界再出现大的冲突,解放军很可能会面对百国联军. 谁都懂得,同时在两条战线抗敌是犯忌讳的;而同时要在多处抗敌,则是难上加难的.这是将来解放军会面对的外部大环境,和解放军将要面临的重担. 从内部来说,解放军的第一代创始人都过逝了.她曾有的灵魂人物毛泽东思想将会被哪一个强人的思想来再代替,谁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将来对解放军有影响的灵魂人物的思想是否符合将来的实际情况,并在前所未有的那样复杂的情况下带领这支军队立于不败之地,都是个问题? 我们不能否认领袖人物的特殊作用.解放军过去的确非常运气,遇上了毛泽东这样一位有特异能力的人. 但是将来就难说了.知识分子和文人更有理智和知识, 这是他们的优点, 但是也免不了有他们很难克服的缺陷. 解放军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毛泽东虽然也算知识分子,但是他不能算作现代意义上的文人,而是典型的军人.他在世时掌控着政治和军事. 他在军事上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可是他在和平建设时期的政治却搞得一团糟.现在解放军进入了文人掌控军权的时代.那些国家领袖都是文人,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没有军旅生涯, 连一天的军事实战指挥经验都没有.他们尽管有足够的政治能力,确实能够把国家经济建设搞得比毛泽东要好得多,可是没办法证明他们能够在发生真正大的冲突面前能够很好地指挥军队. 所以反过来,文人在非常时期指挥好军队并能取得胜利,我们至今还没有碰到过? 如果说军事问题是政治问题的延续的话, 文人能不能用军事手段去延续政治?另外,解放军自身也出现了一个大的漏洞.我们的军队有那么多年没有经历过战争了.不要说已经有了那么多更先进武器的空军和海军了,就是传统的大陆军也没有实战的机会. 我们的总谋略,我们的战略战术,我们的科研装备,我们的教学训练,我们的基层建设,等等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即使文人指挥军队不出错,军队本身能真正有效地应对未来各种局面吗? 这些统统都是没有答案的问号?
有很多善良的人可能还会问:我们并没有得罪人那么多人,为什么可能会有那么多人来反对我们? 难道我们中国在什么地方做错了?以至那样招人恨? 不对! 为什么一个不做错事的人就不会招人攻击呢? 男孩子在青少年时代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 有的孩子最初根本就没有招惹他人,却会受到其他一些喜欢欺负人的孩子们的围攻.西方人把这种现象叫:Bully. 西方人本身就具有这样一种双重性格.他们反对别人Bully,同时他们也喜欢自己当Bully.这种根深蒂固的本性就造成了今天处理任何事情采取双重标准的现象.在自然界里,一只绵羊并没有损害和威胁到老虎的利益,可是老虎天生就是靠吃那些弱者来生存的.那些没有被更凶猛动物吃掉的绵羊用这种天真的自责来检查自己的行为和看待这个世界丝毫也不能改变凶猛动物的本性.其实这根本就不是绵羊的过错. 这就是我们的真实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 “共军”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解放军将来会遇到那样的命运. 既然将来在解放军的命运里少不了要与美军交手,那么解放军就一定要深入地了解它.不仅不能中断与其交往,而且还要创造条件去了解这个潜在的 “冤家”; 不仅交往要在军事领域,而且还要深入他们的生活, 知道西方人是怎么想问题的.可惜,我们以往在这方面交往和了解不够.同样美军对共军的了解也不够.我们都以为自己了解对手,
其实很多冲突的发生就是因为不十分了解才发生的.当麦克阿瑟在夏威夷与杜鲁门商量出兵朝鲜的时候,这位总统就担心会不会引来中国人出兵? 麦克阿瑟斩钉截铁地保证说:中国人是不会出兵的.没想到毛泽东在几天里就决定派志愿军与美军作战了.同样,解放军对美军的本质和情况也不见得是非常了解的. 假如我们在南联盟大使馆内进行一项让美国人觉得无法忍受的秘密行动,而我们又以为美国人绝对不敢炸大使馆的话,那么我们就大错特错了.美国人什么事情都敢冒险,哪怕有国际公约它也敢去干的.若我们真的是了解美军这种性格的话,我们就不会吃那样大的亏.其实,我们中国人对西方人的想法既了解一些,又不甚了解. 美国人常常会误判中国,同样中国也有误判美国的地方.最大的问题是自从改革开放后,中国与美国人的生意做大了,很多人就认为他们的本性就改变了,这是绝对错误的.错就错在我们是根据自己的想象而不是根据对方的真实本性来判断双方的关系.往往等到事情发生了后才意识到.同时,我们对别人的思维方法也不熟悉和习惯. 我们自己认为过去曾有过的敌对关系从此就结束了,以后就不会重复了.可别人却根本就没有这样想或早就反回到原来的思维上去了; 我们自己认为美国人在韩战和越战失败上吸取教训,以后不会重犯了,但美国人的性格从来就不是这样的; 我们自己认为不道德的东西,而他们却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我们自己认为不可以做的事,他们却认为是可以做的;我们自己认为如果我不应该做的事你也不应该做,他们则完全相反.他们只相信实力,只要有这个本钱,我可以做伤害你的事而你不可以反过来同样对待我……类似这方面的误判, 幻想,不理解,不醒悟实在太多了. 在道德标准上相差就更大了. 譬如:侵略,在我们看来是可耻的,而他们认为只要利益需要是可以做的;又如:投降被俘,我们认为作为军人应该宁死不降,而他们认为在绝对没有可能赢的情况下,不要去做无畏的牺牲.交械投降是可以的. 日本人相信的是 “神风”精神,而美国人信奉的是实力政策.他们的价值观确实与我们东方人是不一样的. 当我们与洋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就会从深层次去感受和明白一些他们为什么从心里看不起亚洲人? 我曾经接触过一位英格兰裔的部门经理.与他聊天时,他曾经非常坦诚地说了自己心里的想法: 首先是他们认为我们的思维方法有问题.我们不敢明白和有信心地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假如一个非常生气甚至愤怒的男人连人都不敢骂,说明这个男人有问题.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好莱乌文化要尽量把男演员都塑造成满嘴不离脏话会骂人的英雄吧?).其次,是亚洲人只知道与兄弟打架,对自己人严,对外面人软.不要忘了在与兄弟打架的时候还有另一个办法,就是:谈判;也不要忘了在与外人谈判的时候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打架. (奇怪,最早去美洲的英裔兄弟, 为了闹 “美独” 而与英国军队进行战争,他们兄弟之间不也是在打架吗? 可能他们兄弟之间打架的时间比咱们国共兄弟打的时间还要长呢). 再次,西方白人从心里对中国人很有意见.说华人很难担当起责任.中国人比西方人还要早到澳洲来掏金,他们只知道挖到金带回去,而不愿意把这里当家来建设;你看看那么多华人来到澳洲,他们都喜欢挤在一起,住在大城市里.东方人比西方人更怕孤独而不愿意独自去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开创新生活建立新家园. (这可能是普遍现象.华人确实很少独自在海边,山林,农庄等处买房子住的). 另外,觉得中国人老是喜欢单干, 不合群,不容易溶入社区,群体.……等等. 我们不能完全否人别人意见中积极的一面. 对呀! 将来解放军也会碰到类似的问题. 第一,解放军要敢于向西方对手表达反对意见,必要时应该发出自己 “起作用的声音”,让对手明白地知道这样做的严重后果.否则别人会误解,会更加变本加厉,反而会使事态恶化;第二,解放军应该对内宽对外严. 对内多用谈判,对外不怕打恶仗;第三,解放军要担当起负责任军队的角色,不仅要走向世界和冲出海洋,还要象党去发展与其他国家党派之间关系那样,应该世界任何愿意联盟的国家结盟.不要死报着不结盟的老教条.假如我们放弃原来的不结盟政策,美国围堵中国的战略棋盘就可以由我们去搅攉了.必要时,我们还可以反过来围住美国.否则,我们永远在一个被动的棋盘上被别人没完没了地玩;第四,解放军要有独自闯天涯的胆量,有人的地方你要去,没有人去过的地方你也要敢去;有商船的亚丁湾你要去, 没有海盗的四大洋海底你也要摸个透;有人气的卫星轨道杨利伟要去,没有生命的外空恐怖星球也要涉足.一个老呆在自己家里的军队,比一个年满十八岁不出家门去外面闯的孩子还要没有出息. 解放军不要象现在国内一些孩子那样落入 “啃老族”, 而要远离自己的疆域去寻找自己的生存价值. 我们不能愚蠢地被侵略这个词捆绑住手脚,也不能片面地去理解侵略这个词. 斯大林攻克柏林是不是入侵? 麦克阿瑟占领东京是不是侵略? 只知道抵抗外来侵略,而不知道反攻侵略的军人永远是一个愚蠢糊涂的战略家,因为他只是在片面地理解侵略这个词.要懂得我们应该反对的是主动从事侵略战争的行为,而不是放弃反攻侵略的权利. 在经济竞争中,侵略的含义早就延伸到了和谐入侵的理念.否则我们为什么要把麦当劳请进来呢? 我们为什么又要走出去抄别人家的老底呢? 第五,解放军应该有与美国超级大国争高低的雄心. 既然挑战的箭已经扣在了弦上,你想躲也是躲不开的. 与其偷偷摸摸地干,还不如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和我行我素地去做.韬光养晦与锋芒毕露相结合,文明礼貌与粗鲁怒吼相交替,被动反围堵与主动去 “拜访”相穿插, 仿造复制与创新超前相溶合,这样才会使你的西方对手有所收敛.白人最看得起的是接受挑战的勇士,他们绝对看不起也一定会去欺负那些请求别人理解和抱怨别人歧视的懦夫.如果我们过去因为实力太弱而不得已采取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是对的,但是随着国力的提高还是停留在那个思维上就错了.因为防御性的政策不仅不能从根本上阻止别人的侵犯,而且还会给侵犯者一个错误的信号.只有采用攻防结合的国防政策才能遏制住侵略者的企图,才能真正达到防御的目的. 解放军要明白无误地告诉对方,必要时我会采用与你同样的进攻手段,而不只限于防御.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思维转变.解放军的历史让现在的加害者得到了一个错误的认识:解放军只会抵御外来入侵而不会反过来去捣毁侵略者老巢的? 假如让对手放心地知道我的侵略和你的反抗都只是发生在你的家里或家门口,而永远不会发生到我家或我的家门口来时,那么一个 “好人”都会变成魔鬼的.
在解放军所有面对的挑衅中,最令解放军头痛的是美国人向台湾出售武器.其实美国人也知道这样做是挑衅人家的核心利益, 是侵害别人的.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呢? 否则为什么既要卖又要怕呢? 问题一半出在美国人身上,这一点是明显的.可是另一半也出在我们自己身上.在美国社会,恶人先告状的事太多了.那个被告有几个不同的选择:第一不吭声,或不去据理力争,或不把自己的意见明确地告诉对方;第二是抗告,证明自己是无辜的;第三是不仅证明自己是无辜的,而且还要拿出勇气和证据来指控加害的人,甚至用同样的方法来震慑对手. 现在我们连说话的底气都不足,有时根本就不敢用第三种方法去回应加害者, 这怎么不会引来加害者变本加厉的行为呢? 现在的国际法庭是战败者和小国的国际法庭,他们不是大国的国际法庭.在国际法面前不是人人平等的. 解放军也应该理直气壮一点,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太理会它.在国际法根本就不平等的情况下和在强权政治盛行,以及根本就没有地方去讲理的情况下, 解放军可以有几种回应:第一是就事论是.你在台湾问题上向我挑衅,那我就在台湾问题上进行反对你的做法;第二是声东击西.你在台湾问题上找我麻烦,我就在其他与你利益相关的方面不配合,甚至也给你来个麻烦;第三是单刀直入.不必去乞求加害者的良心发现和等它自己来改正错误,而是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用对等的政策主动出击和主动布局去对待加害者. 直到对方感到真正的威胁而坐下来交换利益. 目前解放军在用第二种办法.可惜,它是解决不了台湾问题的. 连兔子都知道不吃窝边草,我们为什么 不到远处去找东西呢? 别人在你家门口演习,你为什么不去别人家门口演呢? 别人在拉你的邻居(韩国)搞联合军演,你为什么不拉你的邻居(北朝鲜)也搞联合军演呢? 别人拉了那么多国家来搞围堵,你为什么不能反过来做呢?....我们一直把加害者当作朋友,却换来的是加害者把我们当作敌人;我们想用息事宁人和防御性的政策来让加害者自动停止它们的做法,可是招来的却是变本加厉和没完没了.我们自己也有问题. 在道义上我们没有错,可是在道理我们在自己欺骗自己,在方法上我们在选择一个永远无法让加害者住手的通道. 有两个问题横在解放军面前, 一个是思维方法,另一个是实力. 解放军的思维要改变, 解放军的实力要加快. 假如解放军的潜艇大量巡航在美国的近海,把威胁国家核心利益的感受送上门去让加害者也尝尝;假如解放军的多条航母巡航在亚太海域,把反围剿的棋下在那些与加害者结盟国家的家门口;假如解放军的演习也邀请北韩来观察,假如解放军的军火也卖给敌人的敌人,假如解放军把大量购买美国国债而被贬值的损失用在发展扩军上, 假如解放军也主动发展同美国周边国家的 “友好合作”关系, 假如解放军也在早早研发外太空攻防体系和占据更高的制高点,…….那么解放军就可以从台湾问题的被动局面里跳出来. 当然,这一切归根到底还是个实力问题.正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实力,别人才敢用这种方法来对待我们,而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威慑别人的侵害. 美国人是非常实际的,假如中国人的航母与美军的比例倒过来是60:1的话,他们绝对是不会主动到黄海来搞军演的.现在两者的实力相差太悬殊,所以他们就认为 “我可以来你家门口搞,而你不可以反过来这样做的”. 今天放在解放军面前的最大课题就是要在这种现实的情况下,怎样与美军对峙. 既维护自己的尊严和面子,又不让事态扩大? 这的确是个大难题啊! 在这样大的困难面前,如果光靠解放军去顶是不行的,后面非得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撑. 因为只有共产党才真正地知道自己的综合实力有多少? 可以预见,中国共产党不久后就会对自己的政策作较大的调整.形势会逼得这位当家人拨出更多的经费给解放军去加速扩军计划.在我们以后看得见的二三十年里,大家都会经历一个本来不应该发生但被迫发生的军备竞赛.
如今时兴 “新闻发布会”, “对外发言人”等.解放军也应该有目的地去创造出一些鸽派和鹰派来.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让一些人去说一些恨话和让加害者害怕的话,让另一些人去唱唱高调安抚加害者可能的过激反应. 解放军不仅要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去应对加害者,有时在必要时还应该利用加害者熟悉的思维方式去对付加害者. 胡萝卜加大棒是西方人的固化思维和做事的看家本领.解放军要看穿它,学透它和利用它.军演威胁是第一步,制裁封锁是第二招,围堵限制是第三斧.这三斧子是西方人攻击别人的唯一 “法宝”. 解放军不仅要懂得破
解之道,而且还要用跳跃式的思维去学会它和利用它. 以其人之道来还其人之身. 由被动转为主动,既要靠实力,也要靠主动出击.解放军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主动出击引到 “敌占区”去呢? 为什么不能也让加害者去尝尝胡萝卜加大棒的味道呢? 为什么军演威胁, 制裁封锁,和围堵限制只能由加害者来用,而你不能用呢? 在任何情况下解放军都应该用两手来对付敌对势力.
应该说解放军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解放军也有了核威慑.我们和平地与美国和前苏联相处了大半个世纪,完全是靠自己手中有限的战略核威慑. 没有它, 解放军可能早就象巴勒斯坦人那样在用石块扔向坦克了. 解放军不仅不能减少和削弱核威慑,而且还要大大加强它;不仅不能停留在现有的核威慑程度上,而且还要寻求更大规模的超大能量的毁灭性武器.因为你不走在前面,别人就一定会赶在你的前面. 假如解放军的战略威慑也与西方同步进入后战略核威慑阶段的话, 那么加害者一定会懂得: 加害别人可能要付出的代价会大到自己是无法真正承受的程度. 相反,这种差距一旦扩大,就会成为加害者去迫害别人的诱因. 从更长远的观点看,解放军的确需要投入更多的军费: (1)研发下一代更超大规模的高能武器.这是和平必须付出的代价. (2)应该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改进战略进攻手段上.我们无论如何怎样去研发导弹防御系统都很难挡住别人的导弹,还不如用较小的代价去研发可以突破对方导弹防御系统的各种手段.(3)及早实施外太空的攻防计划.如果解放军不去占据这个至关重要的制高点,将来解放军可能就会丧失战场主动权,那时就后悔莫及了.(4)解放军不仅要有自己的GPS,而且应该尽早建立自己的深海定位系统和噪音干扰系统. 不仅要跟在别人后面发展自己的航母,而且要用超前的思维去创新自己的潜艇母舰;不仅要仿造别人的巡航导弹,而且还要创新巡航鱼雷,甚至是两栖攻击武器;不仅要跟踪别人的深海探测科技,而且要开发自己的深海隐声和无人驾驶流动潜体….. (5)储备一大批有效攻击航母的杀手裥.这是大量歼灭有生力量的关键点.而攻击航母不能依靠单一的方法,而要多层次,多方向,多手段,多级别,多当量地去突破.要从水下,水面,空中和太空全方位地覆盖. 特别是要提升战术核武器对航母的应用.(6) 除了两条腿走路,重点发展和增加核潜艇,同时要批量地建立航母舰队外,应当超前研发大型潜水母舰. 让超小型隐形导弹攻击快艇和微型子潜艇更容易隐蔽地接近攻击目标. (7)对深海和海面要关注别人新的侦测科技及应用(包括隐形隐声科技).对空中要关注美军的不明飞行物而不要过于太天真地相信外太空的UFO,对太空要关注别人的外太空攻防体系.在整体上不仅要关注变轨武器而且要关注变栖武器;不仅要关注战略核威慑而且要关注后战略核威慑时代的到来;不仅要关注防御性的战略而且要接受进攻性战略的思维.(8)要用跨越式的思维着眼于未来,不能仅仅停留在 “人民战争思想” “游击战争思想” “持久战思想” “不结盟思想” “防御性国防思想”……等等阶段,要同步跟上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西方人的思维和实力. 解放军一定要从自己思想上先跳出老框框,不要停留在别人制定的棋盘上去下棋,而要用Made in China 的棋盘让别人来应对. (9)一定要从实质上搞清美俄在外太空配合默契的真正原因? 一定要把真正有威慑力的战略储备引向外太空.(10)解放军一定要改为跨越式的思维. 首先要扎实地重点地和有效地研发应对敌人现有先进武器的手段,同时要跳开传统的老框框,研发别人还没有的更具有战略性攻击性大杀伤性的新手段. 一种新型的进攻性手段胜过被动的防御性手段百倍. 总之, 我们不应该被一些愚蠢而守旧的思维束缚住.
有不少人对江泽民有看法.周立波在 “我为财狂”的表演中把他形容得过于秀才气,缺乏伟人的魄力,没有强人的霸气. 但是我们不能对第一位管 “枪” 的文人要求太高. 他在任期间, 解放军的战机还是敢于与美军的侦察机去相碰的嘛! 而且他还是让美国人在世人面前来华拆开了那架飞机带走的, 他多少还算个男人吧. 江泽民主席的保守做法是 “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韬光养晦之计,这谁都能看得出来. 没有足够的实力,去与强手硬碰硬是不行的. 我们今天的忍耐是为了争取一个发展的时间, 我们不能说他有什么不对. 解放军在江泽民时代已经
成功地用了反台独的理由把军队扩大到了超过解放台湾的需要量,这更是江泽民的功劳. 现在,就要看解放军在胡温时代能不能利用反对美国围堵理由来加快扩军速度.使军事实力更上一层楼. 我们应该 “感谢”美国人的加害刺激, 如果没有他们向台湾出售武器,如果没有他们来围堵中国, 解放军永远是长不大长不快的. 因为解放军不可能有足够的理由和动力来使自己成为真正强大的军队. 现在美国人在客观上让解放军有充足和合理的理由来扩军. 加害者是在起着一个反作用,在 “帮助”中国成为超级军事强国.江泽民主席曾经给中国人和解放军留下过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那就是他对解放军提出的两句话: “打得赢,不变质”. 从表面上看,这句话好象是共产党对军队提出的要求,但从深层次看, 也是共产党对自己提出的高要求. 军队若脱离了共产党的领导会比变成一盘散沙还要糟糕, 同样假如共产党自己腐败不争气的话,军队也就跟着完了. 所以只有在共产党不变质这个大前提下,将党的正确地领导与军队的强大力量拧成一股绳,才有可能实现. 但愿共产党领导的这支解放军永远保持着 “共军”的特色.

Tuesday, July 27, 2010

幻觉

幻觉是指人对外界虚幻或不真实的感觉.我们人睡着时做梦,常常会对图像颜色,声响音乐和体力感触会有记忆和反应.其实这也是幻觉的一种特殊情况.不过,我们常讲的幻觉是说人清醒的时候,对外界不存在的东西或虚幻的东西所获得的感觉.当一个人的精神出问题或不正常时,他们常常有幻觉的表现.这种现象好象比较容易被人理解.但是,有时一个精神完全正常的人也会出现幻觉的.譬如:在黑暗中走路,明明后面没有人,他(她)会觉得好象有人在跟着;在雨中,明明前面没有人,他(她)会觉得似乎有人在晃过.这是一种即时幻觉的状况.更多的人是记忆方面出了问题,他(她)刚才并没有做过那个动作,或者刚才确实做过那个动作,可是他(她)会产生一个完全相反的感觉,而且会很肯定地确认自己刚才的动作不会有错.这是一种过去幻觉的状况.还有一种更迷惑的情况,就是对不久将来(还没有发生)的情况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这便是一种将来幻觉的状况.这里我要强调的是,第三种状况不包括特异功能者.因为有特异功能的人,他们对未来的认知是有其特殊通道来源的,是实在并非虚幻的.另外,还有不少人把错觉与幻觉混在一起.因为当人们把对象放在不同的背景中,或不同的环境里,有时也会产生错觉;还有的时侯甚至会出现因此而引发的另外好像不相关的幻觉.我这里要说的幻觉也不是这些现象.所以,它既不包括精神病人,不包括特异功能人,也不包括错觉,而是一般正常的人在清醒的情况下对一个完全没有或不存在的东西产生的幻觉.大脑里为什么会出现幻觉? 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也不是我们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常常说 “要认识自己不容易”,其中如何判断自己是否产生了幻觉? 以及它是否会对自己的健康带来危害? 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能不能有一种自我判断的意识,真正做到自知之明呢? 这才是关键.喝醉酒的人一般不会承认自己是醉了.同样,有幻觉的人有时也很难判断自己是否产生了幻觉.特别是当一个人有病了的时候,自己是很难认识自己的.在我们身体还健康的时候,在我们还不是太老的时候,有时候花点时间想想其中原委,可能对自己将来也有好处.
我的颈外动脉曾经遭受过外力的击伤.在那个被击中的瞬间,曾经有过天旋地转的感觉,而且还看到那个旋转的速度相当快,好象我走了很长很远的路.当时我的脑子是醒着的,而且大脑并没有任何受伤.受伤的仅仅在颈部.另外,我的身体也并没有作任何旋转运动.这个高速旋转的感觉似乎是我对外界的一个错觉.可是,自己的脑子会记得在那个时刻,好像穿越了很长的距离和花了很长的时间. 这个事实上不存在的感觉似乎是我对外界的一个幻觉.为什么身体某一个局部突然的变化,会导致大脑在瞬间产生这两种感觉?无独有偶,我夫人生孩子时遇到难产,疼痛得要命,几次都昏了过去.最后在脊椎里注射了麻药.她事后回忆说:她看到被快速旋转的旋涡在往下拖,她拼命伸出手来抓我,就希望不要被卷走.其实当时我就在她的身边,现实中她并没有在拉我的手.这说明一种持续性的极度疼痛也会产生类似混合和复杂的感觉.这两个亲身经历的例子都说明存在着即时幻觉的状况.
随着年龄的增加,人开始忘事了.会越来越多地出现过去幻觉的状况. 的确会出现刚才并没有做过那个动作,或者刚才确实做过那个动作,可是会产生一个完全相反的感觉,而且会很肯定地确认自己刚才的动作不会有错.
最不可思议的是:1987年我与夫人曾在上海衡山路一块骑着自行车时,我脑子里出现了去国外,好象看见我们俩人在一条非常漂亮的路上行走的景象.而且我还把这种感觉告诉过夫人. 可巧,第二年我们真的走在了墨尔本ST.KILDA路上.我突然惊奇的发现,这条路的情景与我一年前脑子里曾出现过的那个景象简直是一模一样.我再一次把这种感觉告诉了夫人.其实,这可能就是将来幻觉的状况.
有很多情况可以让人产生幻觉.从大的方面讲,一个是内因,另一个是外因.譬如:过度劳累,极度恐惧,太过悲伤,极其想念,过分失落,…这些大都由内因的精神因素导致的.在内部原因里,还有因药物引起的.象毒品也会引起大脑飘飘欲仙的感觉.在外因方面,象:环境的变化,条件的刺激,甚至光线,声音,气味等都有可能诱发人的幻觉.人们一般习惯上是把有外部条件的刺激而产生的认知问题归于错觉,而把没有外部条件的刺激而产生的认知问题归于幻觉,这对于简单案例是对的.譬如:有A刺激产生了A认知问题,这叫A错觉;没有A刺激而产生了A认知问题,叫A幻觉.可是,我们生活中往往碰到的实际问题会更复杂,常常是交叉的.譬如:有A刺激产生了B认知问题,你说这是错觉? 还是幻觉? 如果说它是错觉,为什么没有B刺激却出现B认知问题?如果说它是幻觉,为什么B认知问题会由A刺激引发的? 所以,我们过去传统上的简单定义很难解释真实世界中的许多问题.
绝大多数的幻觉好象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同一个事件的不可重复性.我们确实很难断定这件事是否发生过,但是我们常常可以发现这件事不会再完完全全相同地出现一遍.也许这个当事人还会有幻觉,然而下一次的幻觉事件已经不是上一次事件的复制,而是另一次幻觉事件.陶渊明可以向世人讲述世外桃源的故事,但是他所讲的事件有着不可重复性,无法让别人去核实.所以也就不能排除有幻觉的可能.不论他讲的东西是真是假,也不论他是出于何种目的,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连他自己都确认了,那就是这个描述中的世外桃源再没有出现过.假如陶渊明他老是写类似的题材,还留下过什么:山外田园,或天外奇景,什么什么的,那么陶渊明就有可能患上了幻觉症.假如他只留下了这一篇不朽之作的话,那么谁也无法断定他是不是幻觉,只能说有这个可能性.
人偶尔出现“幻觉”不必太在意.幻觉里的故事也许是真的,也许是假的,也许是半真半假的. 如果你太把它当一回事就有可能“吃错药”,如果你太大意的话也有可能开始“拎不清”了.当一个人开始经常出现不能重复的不存在事件的话,就应该对自己的大脑引起警觉了. 我们应该感到幸运的是,在我们还年富力强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的上一辈人出现的种种问题.他们就象一面镜子,似乎在告诉我们将来我们同样也会象他们那样的情况,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落叶

落叶归根.这是中国人的古训,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内容.中国有很多人,不论年轻时多么辉煌,多么富有,一旦到老了的时候,就想回到原来出生的地方,甚至就是死了也要将其骨灰埋葬在故土.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在过去旧时代就有广泛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也非常赞同它.因为它有助于唤起人们的爱国情怀,凝聚人心.
对于这种思想,有的人的确是非常执著的.他们真的是从自己的内心恐惧死后尸骨会流落他乡.这些人哪怕多么痛恨原来故土故居故人曾经对他们造成过的伤害,也不管他们在外多么飞黄腾达,他们也要回去.有的人便赞扬说:他们的思想境界是很崇高的.其实这在政治上可以作为一种宣传的手段,在人情世故上可以成为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而在科学上却是一种误解甚至是误导.这些人这样做并不完全都是为了他人,或这个国家或这个家乡,更多的是他们从小或年轻的时候就得到了一种理念,或是人的一种本性,或是自身产生恐惧而想寻找解脱的一种行为.我们不能说他们的做法有什么不对,也没有必要去附和有些人的宣传,说它有什么伟大的意义.若纯粹从这件事本身来看,究竟他们出自内心的愿望与实际将发生的结果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最终联系呢? 这才是我们这里想探讨的问题. “临终甚至死亡要回归在原来出生的地方”这就是落叶归根的基本涵义.“落叶归根会有利于自己安息后的灵魂”这是那些有落叶归根思想的人最终所想要的东西. “尸骨飘落异乡会如他人所云:不得好死”这是那些相信落叶归根者最担心和害怕的事情……. 当我们把这些问题展开后就会发现,他们真心想要的东西,并不会在将来发生的事件当中出现的.而他们的良好愿望最后也会在以后的一切过程中落空的.所有那些努力和作为,对他们本身来说都会回到原来他们出生前的那个状态中去的.毛泽东出生在湖南,死在北京.他死前没有要求落叶归根,而死后遗体也没有被送回老家.直到今天他仍然非常安稳地躺在水晶棺材里.而蒋介石的母亲葬在了原地,日后却引来了红卫兵的破坏.虽然落叶归根,却不得好死.周恩来就更开明了,干脆把自己的骨灰抛撒到大海里去了,从此也没有人会去烦他了.看看文革期间上海虹桥公墓里发生的那些事吧.有多少落叶归根的炎黄子孙们被那些劣根后代公开撬出棺坟外.他们怎么会想到归入根的“落叶”会再被这个根来摧残.相信归根的“落叶”照样不能得到好死.那些再次遭难的“落叶”,看到这些劣根性,你能怎样呢? 即使那些劣根坏土对回归的“落叶”任意践踏,那些亡灵又能做什么呢?有谁看到过什么幽灵回来与仍然生长在这株根上的党和政府去理论一番呢? 其实落叶归根与身后之事不会再有必然的联系了.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去想这样去做,原因是绝大多数人都是途听道说,受到了别人的影响.他们虽然想过做这件事的好处,但是却没有真正地去想过科学上的真实意义. 我们应该把“落叶归根”思想分成两个部分来看待.第一,是为了自己老有所乐,让自己死前的那一段年迈生活有一种美好归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这种想法的人还是有情可原的.事实上也是如此,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溶入他乡社会,接受异地主流文化的.留恋家乡的风俗环境,思念故土的人文情怀,当然会在很多人的基因中留下难以变更的痕迹.我认为只要自己觉得好和条件合适,这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因为,自由,潇洒,超脱和快乐这些理念应该成为一种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嘛. 第二,是为了自己死后灵魂的安宁,或是离世后这个世界对自己还能给予一种益处.有这种想法的人,看来就会让他们失望了.人死后的一切是自己不能选择的,就像人的出生是自己不能选择的一样.斯大林死前可以选择葬在红场,但是他无法选择死后不让赫鲁晓夫把他再赶出红场.许多虔诚的基督徒死前都选择了去天堂的路,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死后会选择“回国报效祖国”再回老家来看看的.既然我们没有选择就来到了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们死后还要保留这个选择的权利呢? 你看到过哪个死鬼会回来享受这个选择的权利的吗? 既然我们出生前没有这样的选择也从来不觉得痛苦,为什么我们要担心死后亡灵的选向和感觉呢? 谁听说过一个去世的人又回来向你介绍叶落归根与不归根两种不同的感觉吗? 既然人人在出生前都是没有:名誉,地位,财富,信仰,理念,观念等等,为什么我们走后还去要去计较那些身外之物呢? 哪一个归根的“落叶”能够在死后带走这一切呢?既然我们从娘胎里钻出来时都不在乎是个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决别时还非要讲究那个方位呢? 就是那个你崇拜的根,连它自己都不知道过去它是如何来的,何时来的,为何来的; 连它自己都不知道将来它是如何去的,何时去的,为何去的,而你却要把一种想象中的东西往自己头上套,而且非得要去与它同葬,这又是何故呢? 即使你相信落叶归根的说法,也难保你这片好叶飘落到坏根上.这种活生生的例子也许比飘落的叶子还多呢!
世界上多数人是生在一个地方,将来又归于这个地方.过去在中国福建与江西交界的山区里,我就看到过有许多人就是这样的.他们甚至连大山都没有出去过.没有见过汽车,不知道火车.因为那时的条件有限制.今天情况不同了,世界更开放了.我们的想法也应该更开通.瞧瞧圆圆地球上的一个点,你硬要求自己在同一个点上出现和消失,
而不能在两个不同的点上发生这样的事,这又是何苦呢?这种信仰和理念在过去农民身上出现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这种观念如果延续到现代人身上,让那些受过教育,见过世面的人还抱着这种想法不放,似乎就有点匪夷所思了.也许将来在后人们看来简直是难以理解的.如果有的人认为在外受到排挤受到歧视,就希望通过落叶归根来改变它.其实那也不过是驼鸟政策而已.你带回的只能是遭受歧视的回忆,而不是改变和消除歧视的自豪. 当人到了落叶的时候,你的回归能改变原来的那个根吗?如果有人大谈爱土爱根的思想境界,那么为什么当初你要抛弃家乡九死一生地闯出去呢? 英国人能占据比自己原来地方大一百六十五倍的五洲大洋都不恋家乡一捻土,为什么炎黄子孙还要全部盘据在这一块“神州大地”上呢? 白人最初也是外来人,当他们受到歧视时不去落叶归根,能够在外插队落户繁衍后代,为什么黄种人就要计较别人的歧视而采取逃避的传统文化呢? 当毛泽东周恩来要求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到边疆去插队落户的时候,是不会用落叶归根的观念来拉他们的后退的;而当邓小平江泽民进行改革开放大力吸引外资的时候,党和政府又会用落叶归根的古训来召唤有钱华侨的爱国情怀.所以我们的民族向来喜欢把这句话变成一种束缚自己的包袱和内部折腾的工具;而白人却没有这样的负担,他们可以放手向外扩张,真正做到 “四海为家,放眼世界”. 将来当我们人类到了不得不入侵火星的时候,你还抱着那个落叶归根理念在地球上苦苦挣扎煎熬着,而别人早就扎根在另一个可以生存的世界里了. 古人都知道:“青山处处埋尸骨,何必马革裹尸还”的道理,为何我们还要死守着“落叶归根”的旧观念呢? 当一个宇航员能飞出太阳系的时候,也许会唱道: “天外处处葬幽灵,何必地球裹魂还”.现代人的思想应该更开通,我们理应比上一代人更容易理解这些问题. 值得欣慰的是,最近墨尔本东北区华人协会组织了一个研讨会,不少七八十岁随子女来澳移民的老人在讨论:是落叶归根好?还是落叶生根好? 最后大部分人得出的一个共识是: 落叶归根不如落叶生根. 这个结果让我非常震撼.他们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啊,连我们的上一代人都能想明白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却要死抱着落叶归根的那个老观念呢? 胡锦涛很喜欢说的一句话叫:与时惧进.这位清华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领导人清楚地知道:我们的现实世界已经发生了太大太多的变化,我们要在许多方面要彻底改变自己的原来的旧观念旧思想旧行为,去赶上和跟上时代的步伐.既然这样,为什么落叶归根的观念就不能被改变呢? 当我们用更广阔的胸怀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看到: 树叶来自生长的树根,树根扎在脚下的泥土,泥土存在于板块的大陆,而五大洲的板块都是地球上可以移动的东西.在地球演化的历史长河里,某一处的定位都是在变的.也许今天中原大地这个地方,原来是欧洲大陆板块曾经滑动经过并停留过的地方.你硬要归根的方位可能那时是白人或黑人的地方.相反,你今天落叶的地方可能正好是百万年前中原大地停留的方位.你可以想想,一块那样巨大的大陆板块都有这样的胸怀,不计叫它原来的故地,四海为家,到处漂流,我们为什么非要去讲究那个狭隘的传统观念呢?我相信现代世界文明的大趋势会推着我们的旧观念发生改变的,而我们的后代将来就不会被这个问题再困扰了.

罢工

在中国大陆,象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一般都只听说过罢工,而自己是没有什么罢工经历和体会的.在大陆传统的宣传中,罢工通常是说过去旧社会和国外的事.新中成立后,党和政府是代表人民的,人们怎么可以罢工呢?不过在宪法里还是要规定人民有罢工的自由,那只是形式而已.四九年后有谁见过大陆罢工现象的呢? 从逻辑上讲,解放后工人阶级自己当家作主了,工人没有老板,管理他们的是代表党的领导阶层.假如出现罢工的话,那么他们的“反党” “反社会主义”的行为在理论上就是成立的.要是真的出现罢工,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自从国家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外资企业进入了中国,这下情况又变了.党和政府对三资企业的罢工问题相对宽容,但仍然对国企的罢工管得较严.因为三资企业工人罢工的对象是资本家,工人罢工提出福利诉求对国家没有害处,政府是乐见其成的.但是国家企业的主人还是党的代理人,一旦出现罢工就有对党和政府不满的因素在里面,就有动乱和破坏安定团结的嫌疑.其实,不要说国家企业,就是三资企业里的罢工情况也很少见到.就是在今天,像富士康公司非人性化管问题如此严重的企业,有些员工也只能通过自己的跳楼行为来逃避矛盾,而不可能组织起象样的罢工来提高自己有尊严的劳动.所以,我们这一代对罢工真正有体验的人并不多.
不过来到澳大利亚,我们就有机会去了解和体验什么叫罢工了.在澳洲,一个超过25人的小公司,就会被要求成立工会.一般大公司里都有工会组织,几乎各行各业都有自己不同的工会.工会不仅在工厂企业里有,而且在事业单位里也有,甚至在国家公务员队伍里也有.譬如:警察,消防员,医生,护士,教师,等等.通常大一点的单位在招聘人员时,除了雇主同意外,还要征得工会的确认.他们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求新被雇用的人要加入工会.以便工会组织能控制这些人.这种默契都是在劳资双方的合约里明确的.如果应聘人不答应加入工会的话,工会组织就有理由要求雇主拒绝雇用.一般来说,谁会去反对这个无关痛痒的条件呢?一旦新来的雇员加入了工会组织,就必须遵循工会的规章制度.首先要缴纳工会费用,其次要履行其义务,最主要的是必须服从工会的决议,包括罢工的统一行动.在稍大一点的公司,通常都是由工会组织代表职工与资方交涉和谈判加薪或提高福利事宜.一旦劳资双方谈判破裂,工会常常会组织集体罢工.在罢工时,职工都是没有工资的,但每个人都必须服从.当然有些特殊的行业如果不能完全停顿的,工会组织会作特别考虑的.譬如,我曾经在AJAX工作期间,很多次碰到罢工.但是我们热处理部门设备是不能完全停下的,于是工会组织会批准少数人留守看管设备,但不准工作运转.对于这些看管设备的人员,资方还必须支付全额工资.咳,如果遇上这样的罢工,资本家真是亏大了.在维多利亚州每个单位的工会组织都受州总工会的管理.这个上一级工会组织的成员多数是专职人员,而单位里的工会领导人则是兼职的.在澳洲,如果是自由党执政的话,罢工就会频繁发生.假如是工党执政的话,罢工相对就要少一些.因为,工党本身就是代表劳工阶层的,那些工会组织的背后都是由工党在操控和领导的.在陆克文当选总理前,自由党在澳洲政坛上曾经执政了八年.那个时期,也是罢工经常发生的年代.纵观那个时候的罢工,多数是为了加薪和提高福利待遇问题.每次罢工几乎都是以资方退让和工会胜利而告终.久而久之,澳洲社会就演变成了今天这样的格局了.
劳资永远是一对矛盾.过去我们中国是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的.毛泽东就非常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做法.他领导了中国共产党和大多数劳工阶层,用武装革命彻底推翻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国共之争说到底就是劳动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过去是用战争的方法来解决这个矛盾.但是那样做的社会成本的确太大了.而澳洲是通过罢工这种非暴力的抗争来迫使资本家让步的.政府往往在背后是支持多数普通民众的.他们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一是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支持;二是他们可以把社会运行的成本转嫁到有钱人头上去;三是他们可以避免社会发生大的暴乱和战争.从这一点上讲,他们的确比我们过去历史上的国共之争要好得多.但是,劳资双方的矛盾永远不会有一个圆满的解决.资本家想赚钱,劳工者也想赚钱.资本家想不劳而获,劳工者也同样存在着少劳而获或不劳而获的思想.谁不想坐在那里白拿钱?问题是社会不允许这样.社会要求每一方都付出自己的劳动,而得到各自合理的报酬.但是这杆称很难取得平衡.你让资本家赚得太多,劳工者就会起来罢工闹事;而你让劳工者得到太多的福利,过多地去压榨资本家,把社会太多的成本转嫁到资本家头上去,那么资本家就不干了.他们可以转厂,迁厂或关厂.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外国人的工厂开到中国去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的失业率怎么会不高呢?失业率一高,老百姓也会不满,政府会更加头痛.所以这是一个两难问题,而且是一个很难解决好的问题.有一个非常好笑的现象.当欧美很多国家出现罢工的时候,他们会把怒火撒向中国.说你中国人抢了他们的饭碗;当欧美很多国家的政府和资本家在向工会低头让步的时候,他们会把这种妥协的损失转嫁到中国人的头上去,说你中国的汇率低估了.看来西方人斗不过自己的工会好象一点也不担心,他们想从中国那里去找出路.所以这让中国人看到和学到了,啊! 我们国家的工会可不能学西方国家的.否则,我向哪里再去找出路呢?总不见得拿非洲人去撒气吧.的确,今天中国政府不让自己国家的工会势力发展得太大,也有她的道理.过去工会造国民党的反是可以的,而且共产党本身就是在工人背后组织罢工的.假如今天工人起来向自己罢工的话,或者工人背后有人想组织罢工闹事的话,共产党非取缔他们不可.现在共产党自己执政了,就深深体会到了:不让罢工现象出现,让资本家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存环境,对劳工者们有好处.至少可以解决那么多人的就业问题,劳工者们还有饭吃.所以现在共产党不是要消灭资本家,不再向资产阶级专政了,而是要大力招商引资,把他们请进来,用各种优惠的条件来吸引和善待他们,欢迎他们来创造就业机会,允许他们来剥削工人阶级.资本家剥削工人赚的钱越多,一方面反映了资本家创造的就业机会越多,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家的税收就越多.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退一步说,假如中国也象澳洲那样让工会发展得那样强大,共产党就等于把自己处于工人的对立面上去了.弄不好就有可能威胁到自身的执政地位,甚至自己就会跨掉的.所以绝对不能让国企的工会组织罢工是共产党最起码“底线”.尽管压制罢工有它的理由和好处,但是劳资双方的矛盾还是存在着,而且会始终存在的.它不会因为你的压制而自动消失的.不让工人罢工固然好,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调解机制,把劳工者合理的诉求放在阳光下去解决,特别是用一种双赢的理念去化解其中的矛盾,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中的话,那么罢工的根源还是会困扰社会的.将来中国政府如何用一种更明智的方法来处理好劳资双方的矛盾,就要看其智慧了.
要防止劳工者们的罢工,最根本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工资和福利待遇.如果资本家把工资和福利待遇提高到劳工者的期望值,甚至超过这个值,我想谁也不会去搞罢工的.可是这也要取决资本家能不能赚到钱.如果根本就赚不到钱,或者赚得不多,那么资本家只有被迫关闭和被淘汰出局.假如资本家还能赚到钱,我们就希望资本家自动拿点钱出来分些给劳工者.可是资本家都是唯利是图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他们是不可能自动行善的.于是,只有用两个办法来对付了:一是靠政府的法律手段来强制有钱人多纳税和执行最低工资保障义务;二是靠劳工者自身的工会罢工运动来迫使资本家来做到这一点.问题是共产党领导的国企不让中国的劳工者们走第二条路的话,那么就只有上述第一个选择了.这样又会把问题兜了回来.假如这个有钱人是三资企业的老板,那好办.但如果这个有钱人是党和政府自己本身,那么不是又回到了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去了吗? 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
是没有罢工问题的,但社会主义的企业运转不灵,职工吃大锅饭,连年亏损行不通;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让国家经济腾飞,可是又存在着罢工的危机.这实在是个两难的问题.既然中国再次选择了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政府就免不了要与劳工阶级的罢工问题打交道.看来这就象处理污染问题一样.我们原来有个天真的想法,看到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走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于是曾经提出我们不能走这样的道路.结果我们今天的污染比那时资本主义国家的还要厉害.同样,既然我们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就不可能避开罢工问题.我们今天对工人的剥削比资本主义国家的还要厉害,那么劳资双方的矛盾也会随之加剧.客观的讲,大幅度提高劳工者的福利待遇有它的好处,但也有它的坏处.如果劳动成本也象国外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高的话,生产成本就会大大增加,产品就会失去竞争力,企业就不可能持续发展,甚至出现企业关闭倒闭的情况,最后倒霉的还是工人.所以党和政府还是应该巧妙地和适度地控制好提高劳工者福利待遇的速度.太慢不行,太快了也不行.就象西方国家劳工待遇提得太高后,就会导致那么多厂矿企业都关闭倒闭.如果整个国家的失业率大幅度升高的话,其后果更糟糕.也许在有没有工作和福利待遇高低之间,还是前者更为重要吧!

婚姻

不同的国家对婚姻状况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当你正式向美国大使馆申请签证的时候,他们会发给你一张申请表, 其中对婚姻状况(Marital Status)是这样分类的:已婚(Married),从未结过婚的单身(Single – never married ),丧偶(Widowed),离婚(Divorced),分居(Separated). 显然,他们不把同居和同性恋者包括在内.而在澳大利亚,移民局和社会福利部常常把同居和同性恋者也放在里面.在有些表格中的婚姻调查栏里会出现:配偶(Spouse)或伴侣(Partner)的字样.由于90年代后同性恋问题越来越突出,美国有几个州已经同意同性恋婚姻合法.这样,就给婚姻的定义和解释带来了更大的混乱.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婚姻? 它的正确涵义和定义是什么? 现在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也许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不会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既然是这样,就只能入乡随俗,按当地通行的做法去理解和执行了.
原来对婚姻起码的理解是一男一女之间的结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婚姻才成立.而现在同性恋之间的结合也可以列入婚姻的范围,它从根本上改写了原来的定义.原来同居不列入婚姻调查的范围,而现在同居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就不得不把同居状况也列入婚姻调查的范围里.其实婚姻也象任何事物一样,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出现变化的.这种变化先是从内容上和实质上出现,最终会在名义上跟着改变.将来,当科学家在技术上彻底解决了无性繁殖的问题后,宗教势力,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国家社会等等,它们都挡不住婚姻情况继续的改变.假如我们把眼光再向前看一百年或两百年,那时的婚姻也许会出现更“荒唐”定义和解释了.咳,这个世界真让人有些看不懂,究竟是乱相还是历史的大趋势? 幸亏上帝不让人活的太久,否则太多看不惯的老人气也气死了,尤其是那些对时代责任心很强的人会把很多的精力消耗在这种斗争上.看来还是老子说得对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说得清的婚姻,都不是真正的婚姻;讲得明的名份,都不是真正的名份.

立波

2008年至2009年间,在上海滩民间中最热议的一个人就数周立波了. 这个人就凭一张嘴,一个讲台和一个戏院的小小舞台,就搅热了整个上海老百姓的情绪.他的名声甚至传遍了五大洲,有很多海外华人也在争相租借拷贝和传阅周立波的 “笑侃三十年”.我们都知道上海人向来是以精明著称的,他们竟然会“犯傻”花上三百元,在一个戏院里坐上三小时,去听一个“狂人”乱侃.据说,整场暴笑会高达好几百次.更有甚者,不少移居海外的上海人听了大笑不止,大呼痛快.甚至我还听人说,有的人坐在马桶上还为此“乐翻了天”呢.究竟是什么让上海人痴迷到那样的程度?为什么周立波现象会在上海有那样大的市场? 上海人为什么能得到那样大的共鸣和精神享受? 这件事向外界传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周立波在他的笑侃中曾讲到过一个观点是无可争议的: “在那些上海人中你往上查三代,他们都不是上海人”.其实不用查三代,只要查一代就够了.所谓上海人,大多都指:出生在上海,从小在上海长大的一代人.就是在这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这批人多少都受到了外来大潮力量撞击.在这种碰撞过程中,上海人被挤压,被冷落,被争议,被嘲讽,甚至被边缘.原来上海人的那种优越感渐渐消失了,昔日上海滩的那种风光慢慢暗淡了.上海人真的有点“吃扁”了.当这种扭曲被过份呈现的时候,就势必会在这个群体中慢慢地又积聚起一股势能.等到有一天出了个周立波时,这股势能就终于喷发出来了.说句老实话,你看看那些去美祺戏院听周立波调侃的上海人,他们中间有多少人是上一代人,几乎很少.上一代人好象并不是那样感兴趣;他们中间又有多少人是下一代人,也不是很多.下一代人好象听不懂那个时代的语言.就是有,他们也不会象我们那个时代的上海人那样热衷.这就叫一方风水养一方人.再看看那些津津乐道为此开怀大笑的上海人,他们找到了失去多年的感觉,他们捡回了遗失许久的尊严,他们取得了外来人无法产生的共鸣,他们获得了别人无法理解的精神满足.可以这样说,如果你不精通上海话,即使有人为你翻译成普通话或其它方言或语言,你也是很难感受和领会其中精髓的.就象我们听外国人说他们的肥皂剧,不能完全知道他们在笑什么? 所以,仅仅这一点就天生注定会遭人恨遭人嫉妒和遭人非议.
从政治上讲,周立波发出的可能是一个不太 “和谐”的声音.他在一个小小的舞台上向外地打了一个大大的擦边球,也许他已经得罪了不少人,会引来更多更广更大的憎恨和攻击.但从“艺术”上来看,他的笑侃能让听者在一场中暴笑几百次,这在历史上和在任何一种文艺形式中都是极其罕见的.我之所以把艺术打上引号,是因为他的艺术是有争议的.有的人承认,有的人不承认.不论你承认不承认,也不论你喜不喜欢这个人,以及你怎样去评价这个人,他的调侃造诣和成就会超过他的前辈,他的调侃引出暴笑几百次的事实会留在没有吉尼斯证书的记录里,他的名子会镶嵌在上海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上海已经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正与全国乃至与世界磨合中.周立波现象就是在这种磨合中碰出的一种特别的回波声音.
从周立波现象让人想起中国的崛起.中国对世界和平的推动,中国产品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中国在几次金融危机中对世界的稳定作用,…等等,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为什么中国对世界作了那么大的贡献却反而遭来那么多人那么多国家的嫉妒,非议,恐惧和围攻呢? 这个结果与上海人对全国作了那么大的贡献,到头来遭到外地人的不满有点类似.简单地说就是两个字:张扬.周立波能调能侃,但他的妈妈更令人敬佩.因为周立波在笑侃中曾提到他妈妈说过的一句话: “不要拿别人没有的东西向别人炫耀”. 这句话的哲理太深刻了. 上海人在这方面的确是有问题的,同样我们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也是有问题的.当别人在遭受金融危机的时候,你大张旗鼓地去收购别人的家当,甚至把人家的定价链也买下,能不把别人吓得心惊肉跳吗?能不遭人恨吗? 毛泽东早就告诫过我们: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你要干也要想办法悄悄地干,巧妙地干,和看准时机去干,更不应该大张旗鼓地去炫耀.上海人就是在很多方面过分地向外地人炫耀自己的优越性甚至看不起别人而遭到别人的群起攻之,这一点我们的教训还少吗?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上海人也不必太在意别人过分的嫉妒,非议,恐惧和围攻,就象中国不必太在意别国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和围堵.因为这种崛起和优越是势不可挡的.它不会因为别人的恐惧,围堵和攻击而停下自己的脚步的.倘若中国确实有强大的生命力,她迟早会复兴的;同样,假如上海人的确是个“模子”的话,即使没有周立波,他们迟早也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发出自己的声音的.关键是实力.当人民币比美元还要强大的时候,美国总统就会自觉地学习中文;同样,当上海经济实力仍然名列中国前茅的话,那么外地人就会以讲点上海话为荣.周立波现象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现,其根本原因还是上海在这段时期经济上海搞去了.
周立波现象在上海滩引起轰动并不奇怪,但他在海外的上海人中间也同样引起很大的反响,这就有点意思了.按理讲,海外的上海人好象已经置身其外了,不应该有太多的卷入.其实不然,周立波在调侃外地人与上海人之间关系举的所有例子,几乎在海外的上海人都会碰到的.海外华人中有不少人一听到你是上海人,就会直接了当地说:“我们不喜欢上海人”. 这种现象甚至影响到了他们的下一代.小孩子与小孩子之间在交流过程中,会打听对方的家长是什么地方的人.如果是上海人,有的小朋友会说:我爸爸妈妈不喜欢交上海朋友.我曾经还听到有位北京人说: 上海人是咱们中国的犹太人.在这种情况下,海外的上海人怎么不会对周立波现象感兴趣呢?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如果说这些年来上海人遭受到外地人的嫉妒,非议,恐惧和围攻,那也是上海人先惹出来的.上海人的贡献与功劳是被他们自己的恶习搞砸了.他们对外地人的不“公平”在先,以至日后引来了报应.这是上海人的本性和命运决定的,是很难更改的.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外地人可以反对和反击上海人不好的地方.但是任何都事情不能走过头,物极必反.当外地人对上海人嫉妒,非议,和围攻搞过头的话,同样会遭到反弹的.而这种文化精神上的反弹有时比真刀真枪还要厉害.你想想,那些嫉妒心太强烈的外地人,看着上海人美姿姿地坐在美祺戏院里,听着周立波用上海话调侃,明明知道他是在喜笑怒骂,但自己却又听不懂上海话,看到别人那种轰堂大笑,自己心里的那种不平衡真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 越是嫉妒心强的人就越要关心,而越要关心的那种人受到的刺激和伤害就越大.这又让我想起1975年在黄山发生的一件事.有一群上海人与两位东北人吵架.东北人说的话上海人都能听懂,而上海人说的上海话东北人却听不懂.上海人用上海话象连珠炮式地向东北人骂话,气得那两位东北人干着急.于是他们瞪着大眼说: ‘我们知道你们是在骂我们,可是我们就是听不懂.” 北方人的直率非常让人同情.但这又是何苦呢?
外地人都说上海人精明但不聪敏.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周立波的处世之道吧.他不愿意与吃大蒜的人 “同台合作”,他不愿意登上春晚舞台,…假如他以后做的真的与他说的是一致的话,那么他的聪敏程度不亚于曹孟德.在中国,真正能懂得不被人放在火上烤的人有几个呢? 其实外地人把精明与聪敏的关系说反了.从逻辑上讲,精明是建立在聪敏的基础之上的.没有聪敏哪来精明呢? 问题是:上海人的那种精明往往不是呈现在全局上,不是表现在远见上,不是体现在政治上,而更多的是集中在眼前利益和实惠上.这一点与上海人贪小不求大的个性有关.假如聪敏这个词应该与求大完全划等号的话,那么上海人应该是既不聪敏更不精明才对呀.然而,我还是担心周立波过不了“人来疯” “嘻格格”这一关.因为他既然跨进了许戈辉的“名人面对面”节目的演播室,他就有可能再坐在 “鲁豫有约”的沙发上,进而也有可能在全国性的舞台上去“扎弹型”.也许上海人 “摊招势”的日子还在后面呢!
2009年7月30日,在墨尔本华人的一份小报“大洋时报”上登了一篇署名千千的文章,很有代表性.该文一开头就说: “在上海生活半个多世纪的我,对上海的滑稽戏从来没有好感.我认为它缺乏知识含量,低俗,市井气,以插,科,打,,硬凑一些笑料,迎合一些人的口味.因此对友人极力推崇的 ‘海派清口’录像片,顿时兴味缺缺.诧异的是,推荐此片的友人,原先与我一样,也是对滑稽戏媸之以鼻,他见我疑惑不解,即说,不要以老眼光看新事物啦,先看看再说吧!但我一看就像磁铁般被牢牢吸引住,欲罢不能.”无独有偶,这事同样也发生在我身上.不知你怎样? 如果很多人都有同感的话,可见周立波的魅力.从这点上讲,周立波的水平远远超过他的前辈.他能把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表演形式,与我们这个变化了的大时代结合起来,赋予这种表演形式丰富多彩的内容,让观众真正感觉到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钩起那么多人对过去的回忆和共鸣,甚至可能再次引起全国性的极大关注和热议,以及能波及海外华人世界的各个角落,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周立波口无遮栏,竟敢模仿起领袖人物的口吻,甚至 “胆敢”笑侃当今国家领导人讲话的模样.这在三四十年前真够挨两枪的.令人欣慰的是,今天中国的政治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宽松的政治环境真正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带来了春天.那种调侃,甚至喜笑怒骂,只要不危及国家安全和政治统治,谁又会在乎你的表演呢? 相反,当人们看到他那样卖力地嘲笑讽刺当权者,而又没有受到当权者给予的麻烦,大家在笑声之余自然也会想到权贵者们的“宽宏大量”和政府的气度.这反而在帮助执政者树立了威信.谁说美国人可以骂总统,今天央央大中华的子民们同样可以享受着你们所谓的民主了.
不过,周立波现象早晚会降温,上海人也迟早会回归理性的.问题是若大家都对此抱着一颗平常心,不太在意的话,这种现象如同昙花一现,很快就会过去的.外地人不必太介意上海人以这种方式为自己出一口“恶气”.既然上海人已被压制了一二十年之久了,现在轮到他们喜笑怒骂也是公平的.有人写过一本书,叫 “世界是平的”.既然世界都会平的,那么上海与外地当然也会拉平的.上海将来一定会率先走进世界大同.在这个世界性的大趋势中,周立波现象可能是 “末班车”.将来上海人与外地人,中国人与外国人会更快地溶合在一起.过去由于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语言差别,等等造成的上海人与外地人之间的矛盾,都会随着这种溶合而渐渐地消失掉.将来上海一定是一个各民族各种族各人种的多元化大都市,甚至是万国大熔炉.也许住在里面的人说什么话的都有,也许他们会用一种共同认可的语言来交流.到那时,谁还在乎什么上海话,或外地话,或什么外国话;谁还在意什么讥笑,讽刺,或什么歧视;谁还管你什么等级,档次,或什么层次…….就象今天的纽约,那里可以有百老汇,脱口秀,摇滚乐,街头舞等等,而不会再有纽约人的周立波现象了.

蜗居

几个月前就听说过国内有部电视连续剧叫“蜗居”,在一些大城市播放的过程中几乎都被政府有关部门叫停不让播放了.现在社会的人们会出现逆反心理,你越是不让播,反而会有更多的人去关心.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政府要强行停播?可是,一了解它是一部35集的电视连续剧,我就打退堂鼓了.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去看呀!但最近有位同学发来一组幽默笑话,其中又提及“蜗居”.看来非看不可了.我终于咬咬牙,夜以继日地把它完整地看完了.
当我看完后,首先想到的是这部电视连续剧的英文起名问题.现在市场上卖出“蜗居”DVD的封面,都把它翻成: Dwelling Narrowness.难道它仅仅是在讲述居住狭窄问题吗? 不对,它是以房子为主线,讲述了老百姓难以忍受旧有的居住条件,市民们难以忍受日益高涨的房价,房奴们难以忍受高昂的贷款利息,中产阶级难以忍受将来可能的通涨而想用投资房产来保值,开发商难以忍受钉子户的要价,二奶难以忍受在豪宅中的孤独,地方官员难以忍受房产带来的巨大诱惑,腐败干部的配偶难以忍受 “留守”空房的痛苦,党和政府难以忍受因高房价而造成的民怨和社会动荡的不稳定现象……等等,所以它应该是Intolerable Dwelling 才对呀! Dwelling Narrowness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过去住宅拥挤,三四十年都过来了,也没有象现在那样大那样多的棘手问题.为什么今天的Narrowness就会出现那样多的矛盾呢? 其实,社会已经到了Intolerable的程度,甚至连政府都会感到Intolerable的巨大压力,所以才会叫停.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政府担心播放后会引起老百姓的愤怒.假如我们来作一下换位思考,你处在党和政府的地位上,你怕不怕老百姓把目前对房价高居不下的怨恨怒气撒在政府对房地产管理不当和无能为力的做法上呢? 改革越往前走,触及到制度和结构上深层次的问题就越多.中国已经有了“物权法”,但土地还是国家的,政府仍然是最大的地主,这不是自相矛盾的吗? 你一方面把产权给了别人,但另一方面你又是该财产的主人,这岂不是笑话吗? 既然政府是土地的最终主宰者,那么就不能同时给别人两样东西.你要么给别人真正的产权,而你退出;你要么掌握真正的产权,由你自己身陷其中去主宰该权利赋予你的一切.现在政府把房产证给了老百姓,同时又把强行拆迁权利给了开发商,一旦老百姓把开发商或开发商把老百姓告向政府的法院,那么就只能再由这个曾经把一个东西已经分给了两个人的政府去判决,你说这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那只有混乱和悲剧.如果让人看
清了这里的来龙去脉,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也许政府更多的是从政治角度去看问题,甚怕因此产生社会的不稳定.封杀一部电视连续剧而遭人指责总比社会出现动乱好.有人说,这部电视剧中宣扬的现代伦理道德观念有问题,所以被禁演了,那真是太幼稚了. 当权者心里都清楚得很:腐败也好,贪官也罢,二奶也好,同居也罢,……这些对现代社会来说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它们不可能撼动一个政权的.而房价那样快速地上升,不要说是资本主义国家, 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受不了.更何况它与现在政府官员中的腐败现象联系在一起,能不让当家的害怕吗?
当代中国散文大文豪余秋雨曾多次在北大开讲座时向现代年轻人灌输这样一种写作理念: 仅从写作角度说,何为一个好的作品?它应该是提出一些问题,让读者去想去争论,但永远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它会让人们一直思考下去.如果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它就有可能是一部好作品.倘若我们用这种标准去看待“蜗居”的话,就能理解社会上众说纷纭的现象了. 可以肯定我们的上一代人绝大多数是看不惯剧情中的角色:乐于当二奶的海藻,未婚先同居的小贝,腐化和堕落的宋思明.这部作品就是写得再好,它的主线伦理道德错了,只能得零分;而我们的下一代人开放得很,会觉得这些做法符合时代潮流,老人们真是少见多怪.现在中国的党和政府连同性恋都能包容了,二奶同居又算什么?再说你能挡得住吗? 而这一切变化,都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所处的时代,现在社会上掌权的人中有很多都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有人说中国已经到了无官不贪的程度了,而且是前腐后继.我不太相信共产党的干部全都烂掉了,否则这个政权怎么运行? 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很多人或明或暗地卷在其中为自己大捞好处这是事实.但不会所有人都是这样的.特别是刚上来的干部,资格还嫩,还没有混熟,你就是给他们这样的机会,量他也没这个胆.人是需要时间来学习官场贪污腐败那套游戏规则的.这就是为什么大使馆外交人员每两年必须调离换地方的原因.腐败堕落的源头还是在制度上.人多数是不可靠的,在欲望和诱惑面前大都会表现出人本来的面貌.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在用一个关老虎的笼子去关老鼠,这怎么行呢? 有很多章法是很粗和很含糊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很多政府的官员可以在法律和政策的巨大空隙之间冒险.如果不走运,撞上了风头就倒霉被抓.更多的是侥幸可以从法律的笼子间距中从容地走脱的.就象前上海市长陈良俞 和前北京市长陈稀同,他们并不是栽在真正的腐败上,而是激怒了顶头上司.陈稀同实在是吃了豹子胆了,江总书记刚上台就与上海新班子过不去,甚至连江泽民要一个乒乓桌子都不给予方便,新的中央机关有困难,北京政府也不给予方便.他这样能有好结果吗?给他扣上包二奶和腐败的帽子还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吗?陈良俞也是个缺乏政治头脑的人.人家要拍胡温班子马屁还都来不及呢,你干吗要与温总理过不去?江泽民再怎么事先许诺你什么,他已经交权了不干了,而你还以为老江会替你撑腰,竟然还敢夸海口说自己接下来要进政治局了.这样狂妄和“没脑子”的市长怎么不会被人搞掉呢? 最后也被扣上挪用社保基金和腐败的帽子,而沦为阶下囚.其实,“蜗居”本身就是以上海作为大背景,并以陈良俞例子为影子而描写的.从政治角度上说,打击贪污腐化又可以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要排除异己,可以利用这个工具.因为谁都知道这是一个说不清楚的东西.你说哪个官员不能被套上?哪个官员不能解脱或逃脱? 关键看你怎样做.只有那些与中央不保持一致,不知天高地厚,敢卷入政治旋涡并与“现管”作对的糊涂蛋才是倒霉鬼.人都是讲感情的,假如一个人死心踏地地效忠他的上司,即使他犯了错误甚至犯了罪,他的上司一般还是能保则保,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挥泪斩马謖的. 从逻辑上讲,搞掉陈良俞的中央领导们对“蜗居”里反映 “江州”(上海市)腐败现象的批评应该是乐见其成的.因为它最终还是肯定了上面(中央)的英明,把问题 “解决”了.可是现在的领导人很聪明,更有远见.如果在批评别人的时候,还会更大地伤及到自己的话,那他们一定会不让去做的,甚至去制止的.这就叫: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站在战略高度看问题嘛.
在“蜗居”里,喜欢动小聪敏的宋思明有很多经典台词,发人深醒.最精譬的对白谈话就是:为官要会牵线. 他举例说:美国有一个牵线人对老农说,我要把你儿子带去过城里生活,老农不同意. 牵线人说,如果我让你儿子娶洛克非勒的女儿呢?老农同意了. 牵线人又对洛克非勒说,我让你的女儿去嫁给那位年轻人, 洛克非勒不同意. 牵线人说,若那位年轻人是世界银行的总裁呢? 洛克非勒同意了. 牵线人再对即将退休的世界银行总裁说,我推荐那位年轻人继任你的职务, 总裁不同意. 牵线人说,若那位年轻人是洛克非勒的女婿呢? 总裁同意了. 这个故事的寓意非常深刻.尽管它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但它同样也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官场和商场的游戏规则. 谁被放在这个位置上并不重要,关键是牵线人要懂得:政商都是利益相关者,牵线人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和政治资源,不花一分钱,将两头连在一起,并从中获取巨大的利益.在中国,这是一个只能做不能说的为官窍门.一个成功的高官必定要在这方面达到相当高的修养程度才行.在邓朴方的圈内,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邓朴方下海始末”,其中再生动不过地讲了这个原理.不过邓朴方更大胆,他认为:只要钱不进我的口袋,就是用有争议的方法去获得钱财也是可以的.如果他不是小平的儿子,如果他没有江爷爷的保护,如果他没有温胡班子的呵护,加上如果他本身过不硬的话,谁敢这样做? 邓朴方同样也是个牵线人,但他是在为残疾人事业牵线.问题是:假如宋思明的后台张市长换成薄熙来(现任重庆市市长,薄一波的儿子),假如宋思明不包二奶,假如宋思明不把贪来的赃物捏在自己手里,而去用于公益事业,……他可不可以也象邓朴方那样通过陈诗福那样的人去收刮和筹集钱财呢?我想答案是明显的.不过,没有人会去争辩说:为什么他可以而我不可以? 更何况宋思明是个贪污腐败的牵线者.另外,这个牵线的原理就象水银一样,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工农兵学商,企事民政党,甚至宗教喇嘛和尚,何人不知?哪个不做? 关键是权力越大,地位越高,实力越强,这种牵线所获得的利益就越大;同样,它由此可能产生的后果也会更大. 宋思明被扳倒的背后,是市委的孙书记.他同意在暗地里调查宋思明和张市长的问题.这有点让人纳闷了.象宋思明那样“聪明”的人,为什么不能摆平孙书记呢?陈诗福给了宋思明好几套豪宅,他干什么不拿出一套去搞定孙书记? 对比现实生活,这是个破绽.周正义都知道这样做,甚至能把通天的大后台都搞定,难道宋思明不懂吗? 难道孙书记就那样清廉吗? 谁都知道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的子女都有经商求官或出国的现象,难道他就没有子女经商求官或出国的吗? 即使朱容基再清廉,他也有后代陷在其中.难道孙书记就没有老婆没有子女吗? 在廉政方面难道孙书记会比朱容基还要牛吗? 象上海的徐汇区政府,整个利益集团都能紧紧地抱成一团,难道这个虚拟的江州市政府就不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吗?从这点上说, “蜗居”的作者六六是笔下留情的.也许他知道,若真的触及更深层次的内幕,恐怕连拍这部片子的门都没有.毛泽东在大革命的初期,曾经写过中国各阶级的分析.如果毛泽东现在能写的话,也许会更让人吓一跳.中国现在的阶级已经演变成了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了.而且这些利益集团的角逐会愈演愈烈,甚至向最高权力方向渗透.将来房地产利益集团也会利用自己的强大资源向政治领域进军,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蜗居”给房地产利益集团们引出了一个让政治家们十分恐惧的启示.当然,它就难逃被“枪毙”的命运了.
既然“蜗居”讲的是住宅和房产中的是是非非,那它势必会联系到相关法律法规上的问题.在全世界西方国家中,要数澳大利亚的地产法律最完好,而整个澳洲又数维多利亚州的最好.它有几十部法律法规和近十个独立的执法机构在监管着这一小小的房地产行业.每一个法规既有自己独立的特点,同时又受到另外法规的钳制;每一个机构既有自己的职责,同时又受到另外机构的监督.他们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形成了一个运作圆圈,没有一方能脱离别人的监管而完全独大地说了算.更让人感到吃惊的是,他们的法规细化到连一个收支票的工作人员多少小时必须交给主管经理,主管经理多少小时必须存入银行,都规定的清清楚楚,否则就会面临是否或怎样罚款,吊销执照,判刑入狱几年,等等.西方人经过了两百多年才形成今天的法律体系,中国才刚刚开始.我们建国只有六十年,改革开放也不过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真正得到快速发展的也只有近十年而已.在这短短的十年里,我们已经推出了那么多的法律法规,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了.有很多更重要的法律法规要首先去做,相比房地产的法律法规也只能滞后些.但我相信政府将来一定会去做的.“蜗居”中反映的混乱可能是暂时的.另外,即使在法律法规相对完善的西方国家里,也会出现房地产投资的暴发户.对此政府也非常头痛,总是在围堵法律法规上的漏洞,力求不让少数人暴发.那更何况这些法律法规还没有的中国呢? 政府怎么能一下子监管和控制其中的问题和腐败呢? 很难做得到.趁这个混乱的机会,有人从中捞到了大把好处,这算他们的运气;有人在这种大变化中受到了损害,也只能是倒霉了;更有人糊里糊涂地卷入了政治旋涡中,那么就铛啷入狱吧.
2010年5月,中国即将在最大的城市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而 蜗居这部片子在2009年底时播放,从时间上来说也是个“严重”问题.由于中国政府为挽救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已经投入了近四万个亿的巨额.不想统计数据说,其中有百分之三十几流到了资本市场里去了.人民币上又没有印上标记说,这张钞票只能用于生产而不能用于投机房地产.现在有很多人把聚财的窍门看透了,只要社会上有那么一批人敢于这样做,就足以把大城市的房价涨到天上去.这个不争的事实已经成了连国际社会都非常关注的问题了.政治局和国务院本来就在为这件事大伤脑筋,最近连续出台的相关政策外界用 “频繁”一词来形容.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你在大城市播放 “蜗居”,这不是“要命”的事吗? 不论你“蜗居”拍得再怎么真实,题材吸引人,艺术性强,如何有水平,等等,一旦时机不对,与大环境冲突,特别是同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发生矛盾,并给总揽全局者正在纠正过程中去添乱,那么必定会被当局制止的,哪个国家的政府都会这样做的,这一点也不奇怪.问题并不是出在作者六六身上,这种作品根本不足挂齿.事情是出在掌握媒体资源并下令播放的执行官.他们实在太没有……了.
对于同一样的东西,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环境,地位,角度不同, 他们看到的情况会不一样,得出的结论也会不一样.身处台风中的人会看到狂风暴雨,置身台风最中心的“眼”内,人反而会看到风平浪静,而飞在高空云层上面的侦察机驾驶员会看到一大片螺旋云层,只有监控卫星云图的人才能看到整个台风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同样,看“蜗居”的人很多,但是他们都会从自身所处的境况中去看到东西,去评判好坏. 他们的观点会不一样那才是正常的.就象有的人摸到的是大象的尾巴,有的人摸到的是大象的身体,有的人摸到的是耳朵,有的人摸到的是腿.所以要从大的和整体上去看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我们是局外人,可能更容易看到真实的东西.的确,这部电视连续剧有太多太多的问题可以让人去联想和思考.

手艺

2005年11月我的儿子已满16岁了.他出生在澳洲,还从来没有去过中国.我第一次带着他去上海老家看看.当我走到漕溪北路800号楼下门口,又看到了那位修鞋匠.我出国已有二十年了,他还是那样风里来雨里去,含心如苦地在小摊上为人修鞋.他仍然带着那付黑色粗边的老花眼镜,穿着一身旧外套,用那双粗犷的双手为顾客敲打着鞋钉. 整整二十年过去了,他还是那样努力地在干,但还是这幅境况. 他不是有一技之长吗?他不是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吗?但为什么还是那样贫困呢? 这事对我触动很深,我自言自语地对儿子说:这位修鞋大叔因为有了一门修鞋的手艺而受了一辈子穷吧! 有手艺也象把双韧剑,既是好事,也是坏事. 说它好,也许就是能有口饭吃,说它不好,人正是被这门手艺捆住了,而且一辈子地被栓在了这棵树上. 当然我这里说的只是一位普通的鞋匠.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周围其实有许许多多类似的例子. 不是吗? 技术工人有了手艺便被机器栓住了,演员有了演艺便被舞台栓住了,工程师有了技艺便被设计台栓住了,教师有了授课本事被讲台栓住了,......问题是你若对你的手艺所带来的生活质量和水平感到满意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想对那位鞋匠,只要他自己不觉得苦倒也是件好事.可是我不认为这是多数人所想往和追求的目标吧. 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必要来反思手艺带来利弊,和更辩证地来看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一技之长,或多技之长,而且还要尽可能地精益求精,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同时还要有勇于跳出框框的素质.我们要力图去栓住手艺,而千万不要被手艺栓住了. 在这个多变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一种手艺可以永保我们的生活高枕无忧了, 也没有一种手艺可以让我们的财富产生快速增长,更没有一种手艺能够改变资源和财富的流向. 我们自食其力的旧传统观念正在被更大的资本操作现象所碾碎. 我们的现实生活和生活质量将越来越被一张新的看不见的剥削网所笼罩着.看看世界,近两百个国家和地区,只有8G最富;看看中国,80%的财富掌握在不到20%的人的手里. 我们的手艺能改变它吗? 我们的手艺能让我们独善其身吗? 不可能.因此我们不要让手艺成为被他人剥削工具,不要让手艺束缚住我们的思想. 我们要跳出手艺带来的框框,我们要把手艺当成取得更大财富的跳板. 简单的来说,手艺既可以成为束缚我们的牢笼,也可以成为我们取得更大财富的跳板.但我们不能祈望手艺成为我们养老的保险箱.
其实, 我们当初建国的时候并不是要的这种观念.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公平社会,没有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凭自己的觉悟来建设这个国家.但后来出现了许多不可逾越的障碍.我们不说党内斗争机制的问题,就是人的本性真实的那一面也就把理想中的梦想打破了.共产党号召每一个人应该甘做革命的螺丝钉,革命工作把你放在哪里你就应该一辈子在哪里闪闪发光.按理说,共产党帮助穷人赶走了剥削和压迫,老百姓应该迸发出更大积极性和表现出更高的觉悟来建设这个国家才对呀! 哪里晓得,赶走了剥削和压迫,却引来了大锅饭.这家伙比剥削和压迫还可怕.无产阶级照样会染上少劳多获或不劳而获的恶习的.最后这种象癌症一样的疾病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肌体里发作了,简直快要到了全面崩溃的程度.这一下让人才意识到了它的严重性.在还没有其他更好的制度可以参照的情况下,我们又都重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且还快马加鞭,用了二十年时间就几乎走完了人家二百年的路.既然整个党和国家都在那样大的变化中作了根本性的转变,那么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社会观念,传统理念,民族精神,等等这些都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回头.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上面说的这个观念.假如我们用今天的价值观来看待这些问题,觉得已经不存在太大的意识形态争议的话,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接受它? 愿不愿接受它? 或何时去接受它了.这种观念一点也不复杂,也就在一念之间.要想跨过去也并不是件非常困难的事.问题是很多人明明知道的,他们也不想去试.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在现实当中,这种观念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不会去接受的. 这种不接受并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困扰,而是自己主观上的障碍和问题.其实它与贫富和智商没有太大的直接联系,相反智商越高反而障碍会越大.医生律师工程师教师等天下多得是.恰恰就是那些高智商的财富创造者受别人剥削也就最厉害.也许自然界早就有了金字塔建造和存在的规律了,它总是要让多数物或人来做基础结构,而让极少数物或人处在顶上结构.我们不可能把这个三角倒过来,去改变多数人对手艺的观念,让多数人想通这个道理和接受这种思维.就好象试图把这种金子塔的三角关系倒过来,这绝对是违反自然法则的

发问

在中国,大陆的人往往习惯用这样一种方式来问他人:你在哪里工作呀?以此来大概估计这个人的现在状况.在国外,我们同样会碰到一些华人要问: 你在哪家公司工作啊? 以此来断定这个人是否有正当职业.如今,在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了,人们又会问:你在做什么生意呐? 以此来衡量这个人是否有经济收入.…. 等等. 尽管问的方法不同,但都脱离不了一个模式, 就是通过这种间接提问方式来达到大概了解对方职业背后的情况. 这种问话模式与中国过去较简单的经济体制有关.因为那个年代, 人们的工作基本上由国家和集体包下的, 也没有出现象今天那么多那么复杂的财富拥有者. 当今中国早已跨入和溶入进了国际社会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去了,其社会也出现了资本主义国家中所有的那些财富获得者. 据说中国的70%的财富掌握在不到20%的人手里. 在这20%的富翁中可能有一大部份人根本就不再工作了,他们也不需要工作了,有无职业对他们来说都意义不大了,或者他们不必再做生意也照样有着很好的经济收入来源.这些人是”失业”的富翁. 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用:你在哪里工作呀? 你在哪个公司工作啊? 你在做什么生意呐?...等等之类的问题来判断和衡量对方的出息,职业,和正当收入吗?当然不能. 因为对方没有工作,没有生意并不等于这些人没有足够的财富. 这些人“失业” 所拥有的财富也许远远大于那些看似有工作有生意的人要用几辈才能赚到的钱. 对于上述提问, 这些人可以回答说: “我没有工作”, 或 “我没有在做生意”. 如果不再作进一步的解释,就此打住, 也许会让人感到这个人现在没有工作,失业了;或者说这个人没有在赚钱,荡在那儿….. 等等, 得到一个模糊的概念. 所以想用是否有工作,是否有生意,是否有正当职业来判断或衡量对方的问话模式已明显不适时宜了.特别是在今天从事经济活动者越来越多样和复杂的情况下, 这种间接式的问话思维方式就需要变换一下. 对此我们也需要”与时俱进”, 用一种更好的问话方式来面对今天不同的对象. 我们应该逐渐去学会和适应西方人的一种问话习惯方式.那就是: What are you doing for your living ?你仔细去品味一下这句问话的艺术,它直接了当地包含了很多的含意,适用于不同的对象, 也把我们上面所要问的东西和目的都含盖在其中了. 第一,它可以问你现在在做什么? 第二,它可以问你与赚钱有关的职业是什么? 第三,它也可以问你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靠做什么工作或活动得来的? 这的确是一句很适合自由经济体制下人们相互了解对方的问话方式.它的一句问话就可以适用于不同的情况. 假如一个人属于白领或蓝领打工族, 就可以用其职位,职务,工作单位来回答. 听者便会明白这些是他(她)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 假如一个人在做生意, 就可以用现在从事什么生意来回答. 最妙的就是那些不再需要工作或做生意的”失业”富人也能问有所答:I am living for my life .

热灾

我们听说过火灾,水灾,风灾,雪灾,虫灾,地震灾害,海啸灾难,……等等,可是从来没有人说过热灾;我们非常熟悉了“全球变暖” “温室效应”这些词,可是谁也不愿意接受接下来全球变热,甚至会出现越来越多“热灾”的现实.当我们用“变暖”这个词的时候,是因为科学家们给了我们一个平均统计数据,大家都是根据全球性的平均统计数据来看待温度上升的问题,而不是按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或一个时段的情况来衡量的.应该承认这种方法对于纵观全局来说是对的,是科学的.如果用平均的概念来看待过去二三十年,全球的平均气温已经升高了2.5度.而这个幅度在大多数场合,对人来说好象还是可以忍受的.可是,在有些情况下,我们是很难用平均的概念来看待问题的.因为有些灾难性的情况不是在平均条件下发生的,哪怕它出现的比例很小,时间很短,只要它一旦发生,那就是灾难性的.这时我们就不能完全照搬平均的概念来看待温度升高的问题了.譬如说,下午3:00-4:00一般是一天温度的最高时段.我们就要看现在这个最高时段的绝对温度上升了多少? 有时,一棵树在其它时段生长都很好,可就是在这1-2个小时最高温的时段内被热或烧死了.那个平均的概念对这棵树又有什么意义呢? 象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我并不是反对用平均的方法来看待全球变暖问题,而是主张在看待灾难性情况时,我们不能仅仅用平均概念这一种方法.同时还要非常重视温度在最高时段的上升状况.假如地球出现持续1小时的60度绝对高温,而一天的平均温度在25度,你是关心注重那个平均温度呢?还是那个短短1小时的绝对高温? 如果短暂的60度高温就足以把你轻度烫伤,你却死死地盯着25度的平均温度,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当我们在滔滔不绝地讨论2.5度平均温度时,有没有人想过现在温度在最高时段上升了多少? 它还能用“变暖”这个词来定义吗? 究竟什么是“温”? 什么是“暖”? 什么是“热”? 什么是“烫”? 假如用平均概念来看待全球温度变化,我们都同意用 “温”和 “暖”来定义的话,那么在温度最高时段的变化,我感到已经到了“热”或亚“烫”的程度了.在二三十年前,即使在最炎热的夏天,哪怕是在下午温度最高时段,最多也不过四十度,而现在有时可高达五十几度.它已经不是2.5度变化的问题了. 温度最高时段的变化究竟有多大? 它的变化速度究竟有多快? 这倒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因为它已经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生存.四十年前,我们没有电风扇没有空调没有冰箱,我们照样能舒服地渡过夏天.可是现在,谁家没有这些东西,真不知日子怎么过? 仅仅不到半个世纪,绝对温度攀升到了人们必须拥有这些东西,难道这仅仅是2.5度的问题吗? 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人们添置这些生活必须品完全是根据实际的温度变化,而不是根据平均温度来决定的.所以,绝对温度的真实变化对我们的实际生活至关重要. 相反,平均的概念这对搞研究的人来说重要,而对每个人的切身感受意义并不是太明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它还会掩盖一些真实情况.
由于温度过高,达到热或亚烫的程度,势必会形成灾害.这就是我这里说的"热灾".假如说我们的上一代人曾经生活在温度最高时段为三四十度范围里,我们这一代已经生活在温度最高时段为四五十度范围里,那么我们的下一代会不会生活在温度最高时段为五六十度范围里呢? 更有甚者,我们的下下一代,他们会不会生活在温度最高时段为六七十度范围里呢?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这不是"热灾"那又是什么呢? 这的确是一个很难想象而且是正在逐步逼近的实际问题. "热灾"是一种概念,它的含义很明确:凡是由温度过高造成的灾害都应该包括在内.我们不应该用含糊不清的等级来安慰自己或忽悠别人.暂时用平均的温暖数据是掩盖不了不同时段绝对温度已经大大升高的现实.只要一种灾害是在旧有温度平衡被破坏和在新的升温情况下产生的,不论是在哪个等级,都应该被看作是"热灾".哪怕就是在温暖的等级,它们也会出现灾害.如一些植物和动物的灭绝.它们也是因为热造成的.
热灾不仅是温度过高本身的问题,而且还会引发其它灾害.我们都知道热胀冷缩的道理,恐怕连小孩子都懂得.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一旦遇到有些大的灾难,人们反而想不起它了.2008年至2010年,世界大地震频发.有人说这是周期性的,有人说这是巧合.但我们很少听人说它与热灾有什么联系? 假如热能膨胀,为什么地球就会例外呢?假如地球也会热胀的话,为什么这种膨胀一定与地震无关呢? 可以想象得到,将来地球上的很多灾害,如风灾,旱灾,火灾,沙灾,雨灾,等,都有可能与热灾有关系.

缘分

“缘分”这个词多半来自佛家术语. 我们会在许多有关佛教的书籍中发现这个词,确实不少,并讲得很玄. 我很喜欢这个词.喜欢的原因是这个词含意很深,可以概括太多的东西,能够表达许多讲不清楚的事.最奇妙的是它能让许多不同背景不同层次不同信仰的人去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似懂非懂,糊里糊涂地意会.同时,它又与我们生活有那样多的联系,并始终处在一个中性的立场上去帮助人们自我解脱,自我安慰或自圆其说.
缘分与命运又不一样.人的命运的根源还是来自人的DNA与时空的结合,以及观察者看待这种结合的相对性.而缘分却是物的双方或多方,在时空中的碰撞,是来自两个或多个方面的人,事或物等的随机相遇事件. 当你问和尚:我们俩为什么会相识?他会说:有缘终将来相会. 你若再问和尚:我们俩怎么又会分离?他同样会说:因为缘分已尽. .....让你既“明白”又不明白. 在时空中,这两个东西怎么会碰到一起?怎么会不早不晚地碰在一起?又怎么会在这个地点碰在一起?那个和尚怎么能回答得清楚呢?但那些专业人士又不能不回答,于是就搬出了一桶名叫 “缘分”的浆糊,一面掏一面让你意会.竟然你也能理解和接受了.久而久之就传了下来,而且从来没有人与其过不去,也没有人会向它提出挑战.
两个方面的人,事或物是不是必然会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相遇?是不是所有这种相遇都是有原因的?缘分这个东西能不能事先被观察到?缘分这个东西能不能事先被改变?......等等,究竟是什么些问题把人都给搞糊涂了? 为什么这类问题连宗教人士,政治家,哲学家,科学家都搞不太清楚,各唱各的调,各说各的理? 从来没有,好象也永远不会有一个统一和明确的结论. 其原因还是原因不明,其实质还是因果关系不清.佛家认为什么事情的出现都是有它的原因的.那就要看我们站在什么角度上去看了.譬如说两颗灰粒在空间的某一个时刻碰撞了,如果我们从宇宙时空宏观上看,那些促成灰粒碰撞的环境因素是原因;而从这两个特定的颗粒在空间这个特定的位置和这个特定的时间相互碰撞,从这个微观的角度去看,他们又是没有原因和必然联系的,它们是随机的.不能一概而论.有些事情的相遇是有原因的,而有些则是巧合或随机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祖祖辈辈是这样,子子孙孙还是这样,这是缘分的基础.但是,这个祖父与这个祖母会必然相遇,这个父亲与这个母亲会必然相遇,这个对象必然是我的另一半,这个孩子必然会成为我孙辈的对象,.......这些就是无稽之谈的了.当我们对一件非常巧合的事解释不了的时候,我们就会用缘分一词来安慰自己. 然而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事是随机的,是不确定的.
我们希望看到任何事都应该 “事出有因”,但是也不要对此抱太大的期望和太多的幻想.因为很多事的确是没有原因的,它们的缘分不见得是必然的.佛家是从善意而美好的,但原始而落后的角度去向世人宣传它的因果理念的.应该承认,这种观念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对的,但它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就象牛顿的经典理论在参照系速度为零的条件下是对的.但是在参照系速度不为零的条件下就会产生新的问题,就需要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修正.我们不能就因此说牛顿的经典理论完全是错的.同样,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参照系速度小于光速的条件下是对的.但是在参照系速度等于或大于光速的条件下也会产生新的问题.这又需要更新的理论去发展它.我们同样不能因此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完全错了. 他们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和条件.既然是这样,佛教的缘分理念怎么可能涵盖无限中的所有问题呢? 他们从一个淳朴原始,狭小落后和善良单纯的一个古井中幽幽而来,怎么可能想出和理解相对论呢?他们怎么能够把黑洞里的姻缘关系看明白呢?他们怎么能够界定他们一般意义上的因果理论失效的边界条件呢?他们又怎么能够用一把简单的“因果缘份”钥匙去打开宇宙中无限把复杂的锁呢?
所以,有区分地去看待缘分,有条件地去划分因果,随遇而安,顺其自然,与时俱进,与世同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才是我们今天应该有的世界观.

生前

有谁知道出生之前发生的事? 在中国,有的人声称知道前世的事.尤其是相信佛教的人,非常坚信轮回的说法.在西方国家也有类似的故事.不管这些是真是假,也不论它们是偶然或必然的,有一点好象从来没有人说起过,那就是今生与前世的边界情况-在出生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出生前其父母是如何生下他(她)的?没有人会说过我对自己出生前的父母就有了印象?当然更不会有人说,在自己出生前就曾看到过自己的父母,或看到他们是如何相爱生下了自己的.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世界上还没有“我”这个人,不存在其眼睛,不存在其大脑,当事人也就得不到任何视觉印象.如果说“有”的话,那是别人的.至于别人的印象怎么会与你出生后的意识联系在了一起,无非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外来的信息在你的大脑中发生了作用,另一个是自己的大脑在活动过程中产生了这种现象.可是,无论那种情况起作用,它们都不会象我们在正常情况下去回忆过去那样给出一个有序列的完整的有逻辑的片段.我们能得到的也许只是一些间断的支离破碎的图片而已.我们上面所说的“知道前世之事”,并不是指那些对间断图片的印象.那不叫真正意义上的“知道”,那只是感应.所谓知道就是象我们现在存在的时候,有正常人知道客观事物变化的一切特征.否则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道.感应只是知道的必要条件,而不是知道的充分条件.所以一般来说要知道前世之事是不可能的,否则宇宙怎么产生的早就有人知道了.正因为我们不能知道出生前所发生的事,所以我们会出现在出生后通过寻找以前的痕迹和证据来推理前面情况的行为.至于人能不能感应出生前的情况,第一与每个人不同的大脑有关;第二与外界存在的信息以及这种信息如何作用在物体上有关.我们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来断定这样的情况是否会存在?但是,有一点是明显的:出生在中国解放后的人,如果不通过别人给出的途径,是不会象前辈那样清楚地知道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怎么一回事儿.我认为感应某一个图像的信息与认知一个事件发生的序列是完全不同的.感应不等于完全知道事件发生的序列.当我们谈论人是否知道前世之事问题时,应该先分清楚今生与前世的联系是一种感应问题?还是认知一个事件发生的序列问题? 对于佛教的轮回理论来说,它们之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既然存在轮回,它们都应该存在.然而对于科学来说,就会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寻找解释问题的证据?诸如:
* 我们的大脑有没有认知出生前事件发生序列的能力?
* 我们的大脑有没有感应出生前某一图像信息的能力?
* 今生大脑的这种认知或感应与已经消失掉的前世大脑曾有的活动能否产生某种联系?
* 今生大脑的认知能不能延续前世某个大脑?
* 今生大脑如果通过某种途经能与前世某个大脑活动留下的痕迹合上拍,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否算复活或重生? ……等等.
当我们仰望夜空,看到离我们4.3光年远的半人马座比邻恒星,我们就会想到我们通过光所感应到的那个信息是那颗恒星很久很久以前的情况.假如它今天死亡消失了,我们要等4.3光年以后才会知道.可能它早就不在了,也可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它的前世情况.不管怎样,我们今天仍然能在一段时间里认知它在4.3光年前久远的年代里事件发生的序列.假如这颗星球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在扫院子正好被我看见了,或者那个人做事的办法正好与我的想法非常合拍,甚至那个人的外表长得与我非常相象,那么可不可以说我是他的轮回或延续呢?那么能不能讲我是他的复活或重生呢?
我们地球上的人常常会提出一些混淆自己的问题来.譬如什么前世问题,轮回问题,等等.当我们把它们放到一个更大尺度场合中,或者另一个角度去看,就会发现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是不严格的,有很多漏洞,非常容易给人带来混淆和困惑.
什么是生前?什么叫前世?假如以一个人的大脑这种特殊和独有的生命物体为标准,它在生前肯定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既然早已存在的客观世界里没有出现过这个大脑,那也就没有前世.假如以大脑能不能感应为标准,或是从相对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么必然就会有五花八门的解释或说法了.

死后

人死后究竟是怎么一会事儿? 这里必然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客观世界是怎么一回事;另一个是死者本身是怎么一回事.显然,客观世界是不会因为死者的消失而马上消失掉的.它仍然会存在很久很久.这个很久很久的时间概念只是对后面还活着的人来说是有意义的,而对任何死者来说已无任何意义了.这就好比说世界的消失是五千亿年还是几秒钟,对那个死者来说都是相同的.现在谁也不能确切地知道我们曾经意识和经历过的这个客观世界将来是恒定永存的,还是在一种彻底毁灭和完全新生的循环中重复.也许这些都是科学和宗教所关心的重要内容.科学家们明知道即使搞清楚了宇宙将来的命运,他们也根本看不到那一天,但是他们还是会孜孜不倦地探索这个看来可望不可及的问题.而宗教界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安抚活人对死后的看法,以及向活人展示如何超度亡灵的.他们用一种不能被验证和后人无法重复的方式来满足社会的精神需求.最有意思的是共产党人的行为.他们处在一个矛盾体的中间.按理讲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可是他们也承认“英灵”,他们也要安抚死者的灵魂,他们也需要八宝山这块神圣之地,他们也相信死者有在天之灵以及灵魂能够安息在九泉或什么地方.他们好象游走在宗教和科学之间.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人对科学家那种探索真实的东西并不感兴趣,因为那些东西太遥远.而对眼前面临的实际问题更关心更担心和更用心.他们希望能在宗教的帮助下解决对死亡的恐惧,并且希望借助宗教的力量搭上灵魂永生的顺风车.这里,我不去评论宗教的问题,只是作这样一种假设.如果人死后其亡灵是没有的,那么这个客观世界对这个死者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不妨任意作一些没有条条框框的想象,也许这种想象是你区别与别人不同,并且唯一能带走的“身内之物”.不过,这里要借用一下相对的概念,从自身角度去“看待”和调侃死后的那个客观世界:
一旦我死了,世界就死了,既然我不存在于它那么它也不会存在于我;
一旦我死了,宇宙就亡了,它的有限无限起源归宿都一样对我无意义;
一旦我死了,时间就停了,其长短快慢或为零都被锁定在空虚静无中;
一旦我死了,重逢就到了,我的死后与我的生前只有它们会再次相逢;
一旦我死了,思想就空了,我曾拥有的思考问题能力将在寂静中冥灭;
一旦我死了,感觉就没了,幸福痛苦以及所有好坏感觉都将与我无缘;
一旦我死了,亲人就离了,永别后的团聚将是两根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一旦我死了,肉体就毁了,无论你用什么方法去处理它其结果都一样;
一旦我死了,精神就去了,幽灵也许可以重现灵魂却不能再创造灵魂;
一旦我死了,财富就丢了,能带走的都是入世前的东西多一样也不行;
一旦我死了,地位就变了,人人都享受同一个绝对平等而不再有高低;
一旦我死了,名誉就扫了,知道你的那个人的那个人连他们都会消失;
一旦我死了,恩怨就了了,曾是你的恩人和仇人都象从来不曾相识过;
一旦我死了,性别就同了,每个人保持了一生的特征都会变成了中性;
一旦我死了,舞台就散了,每个演员所有观众都从剧场退出永远消失;
一旦我死了,上帝就走了,我仍然会象从前那样一点也不知道它是谁;
一旦我死了,菩萨就溜了,它把轮回的许诺收回而让逝者无限地等待;
一旦我死了,信仰就废了,董存瑞坚信的那个主义不到五十年就变了;
一旦我死了,个性就灭了,将来不再有人会是我我也不可能再将是人;
一旦我死了,贫富就均了,所有差距统统都坠入一个不需要钱的黑洞;
一旦我死了,太阳就火了,氢燃烧变氦红太阳的外焰早晚将殃及地球;
一旦我死了,地球就惨了,后人早晚会上演史上最悲壮的星际大迁移;
一旦我死了,偶然就跑了,它不再让我重复不再让我复活不再有幸运;
一旦我死了,必然就来了,它把无梦长眠的枷锁永远牢牢地套向死者;
一旦我死了,你我就无了,一切称谓都失去了对象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一旦我死了,主观就完了,失去感觉的主观与失去主观的感觉都一样;
一旦我死了,客观就吹了, 既然我不存在于它那么它也不会存在于我.
……
不重复的肌体是每一个生者的专利,不连续的思维是逝者的归宿;不消散的亡灵是活人的善意;不可回头的生命才是唯一能得到的证据.无穷不同的意外尽在寂静中,无尽不断的永生都在虚无里;死后并无害怕,恐惧只在死前.假如你害怕或不愿意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想通它的话,那么就听听别人的忽悠吧.至于是教堂或是庙宇里编的故事精彩,还是党校或银行里灌输的说教管用,只要能让你的感觉舒服,我看就不必太计较那些证据了.
这真是: 
望死不堪挥手,
梦魂不忍终寿,
此生不祈保佑,
来世不盼佛有.
老子不留骷髅,
小子不必磕头,
地球不能同舟,
时空不再守候.

鬼魂

说起鬼魂,我们小的时候既好奇,喜欢听别人讲它的故事,同时又会感到害怕.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的那种好奇就逐渐变为越来越多的问题.
对于一个活着的人来说,我们可以说他有灵魂.而对于一个死去的人来说,我们只能说他有鬼魂了.灵魂必定是依附在大脑的活体上的,而死人的大脑已无生命了,其魂必定离开了肌体.它究竟还在不在?如果在的话,它去哪里了? 灵魂是否也是一种物质,它有没有质量或重量? 或者它也类似计算机的程序,只不过是大脑自身将其裂变产生的程序? 据说有实验证明,当灵魂出窍的瞬间,人体的重量会变轻些.如果那是真的话,那么那部分东西到哪里去了? 灵魂与思想紧密相连,它不仅有对过去的回忆,对现在的感知,而且还有对未来的创造力.假如鬼魂存在的话,那么它对于过去,现在或将来都会有哪些真实的性质存在? 灵魂在离开大脑的瞬间,是否就是其转换成鬼魂分界点? 或者说它从此就不再具有将来更新的意义,而只有对过去辐射的作用呢? 它的瞬间变化速度究竟有多快? 以后它的辐射速度究竟有多快? 假如一个活人过去的行为可以用一种辐射的形式(譬如:红外,电磁场,或其他物质)留存在空间的话,那么这个人死后这种辐射的形式是否还可以继续留存在空间,以及是否可以继续产生它? 这种辐射的形式与我们所说的灵魂或鬼魂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还是同一个东西,或是可以合二为一的东西? 假如人死后这种辐射形式是存在的话,那么这种辐射是在其尸体附近活动,还是在认识该尸体的人的附近活动,或者也可以在不认识该尸体的人的附近活动? 另外这种辐射的形式在空间能停留多久? 是永远地留存在空空荡荡黑暗无边的空间里,还是暂时地留存在某一个地方? 或是象圣经中讲的去了有光亮的天堂或地狱,或是象佛教中讲的去了光明的西天极乐世界或九泉? 鬼魂为什么不能与光同时存在? 假如一个活人 “看”见了 “鬼”,那么鬼魂不是可以与光同时存在的吗? 鬼魂的辐射形式是在可见光的波段范围之外,还是在之内? 为什么自有人类历史以来,都把鬼魂归入在了冷光范围,而从来没有活人在暖光范围内看到鬼魂? 鬼魂既然可以在冷光中存在,为什么不能在暖光中存在? 鬼魂能不能发出声音(即残留在空间的辐射能正好与某些人的特殊感应能力达到共振而被感应到)?如果能的, 这种声音是实时的, 还是过去的? 如果不能的, 为什么 Mr. John Edward 美国的约翰.爱德华先生能够在澳洲的电视演播室内当场为观众表演(Crossing over专题节目)与已过世人交流的特异功能呢? 同样,他得到的声音是实时的,还是过去的? 为什么直到今天还从来没有一任何人声称能从鬼魂中获取味觉信息? 假如声音交流是真的,为什么不能进行味觉信息的交流呢? 假如鬼魂是以一种辐射形式存在的东西,那么这种形式是否与死者生前的灵魂活动成镜像对称的关系? 或者可以在任意一个时刻被选出去正播或倒放? 当活人声称看到了鬼魂或碰到鬼魂,一般人总是先想到这个人是否有幻觉?但是Mr. John Edward是一个精神完全正常的人.一个没有幻觉的人能不能看到鬼魂或碰到鬼魂? 他所看到的东西与我们平时所讨论的鬼魂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Mr. John Edward感觉到的鬼魂与很多声称碰见鬼魂的人都有一个相似的地方,他们都只能感觉到鬼魂某一个时刻的情况,而都不能感觉其不同年龄段(不同时刻)的情况.是当事人不能调整这种感觉,还是被感觉到的鬼魂不能再变化这种辐射形式? 灵魂在假死的肌体上暂时出窍后,又返回到原来的肌体上,在那个瞬间变化的边界上,鬼魂究竟有没有存在过? 假如大脑肌体可以恢复原样,那么灵魂能不能也按原样生存和运行呢?人由灵魂转向鬼魂都是一去不复返的单行道,假如人的肌体可以被克隆,鬼魂能不能再在这个新肌体上复原成原来的灵魂? 人的一生中的所有灵魂能不能永远地被生物芯片来全部地记忆,保存和复制它,让它不被变为鬼魂? …..类似这些问题永远比答案多.因为,这是些现在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的问题. 由于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才会有宗教长期存在的空间. 假如我们把全世界的人口分一下类,如:把相信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回教),印度教,佛教,东真教等等的人口全部都加起来, 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人是相信灵魂可以永存的. 我们怎么来看待他们在不能完全证实的情况下的这种认知? 共产党人又是另一类人,他们是无神论者,只占人类中的少数.可惜的是,他们也不是真正的完全的和彻底的无神论者.他们嘴上说不信鬼不信神,可是他们也要纪奠英灵,他们也同样相信九泉,他们还要将其精英的骨灰 贡放在八宝山,他们还为英雄的死难者建立纪念碑,…….总之他们还是不能摆脱鬼神的概念. 今天的共产党人已经比以前宽容多了,他们能容忍其他不同宗教的存在,当然从原理上说共产党人自己是不能再有其他宗教信仰的.至于他们遵不遵守自己入党时的诺言,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在那些最左最偏激的年代,共产党人还是不能用他们的理论来对这些问题证伪,也拿不出科学的根据让人信服地去证明鬼神的不存在. 所以这两类人都是处在同一个地位上,他们都没有比对方优越可言.他们的坚持和反对都只是一种工具而已. 遗憾的是这些简单的工具是无论如何也解开不了那些复杂的根本的和深奥的问题的. 真实的情况又是如何的呢?它能不能最终被我们认识? 我觉得: 第一,绝对不要相信任何人的说教,特别是不要太认真地去看待任何所谓的信仰.我们不应该有思维框框的束缚.第二,要打开想象的空间,任何事都是有可能的.第三, “猜想”是未来科学的生命力,不要害怕异想天开.第四,真实和正确的东西一定是可以被后人重复的.即使是一种可怕的单行道, 也要有能让后来者去重复的特征. 第五,特异功能者和某些动物的特异功能也许是切入点.我们不应轻易地忽略和放弃这些宝贵的通道. 第六,在尚不能完全认识的时候,先利用这些现象也是一种开放的态度. 第七,我们要意识到:越是前沿性的东西可能涉及到的面就越多,越是只有少数人或动物才有的特异现象可能牵涉到的真伪难度就越大. 第八,有些问题可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是看不到它的答案的, 有些问题也许是永远没有答案的.

机遇

机遇由两个要素组成.一个是机会,一个是相遇.机会往往来自客观,而相遇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碰撞了.从宏观上讲,机会大体上是均等的.可是从微观上看,机会常常是不均等的.机会当然包括好与坏.有的时候会出现好机会,有的时候会出现坏的情况;有的时候好机会多一些,有的时候倒霉的事情多一些.我们从人的一生去看机会,它就象一根长长的链条,上面挂着一串好好坏坏的东西.而我们所做的事往往就是去避开不好的东西,把好的东西抓到手.我们实在无法控制这根链条上的东西是怎么来到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去避开它或者抓住它.当好的东西来到时,若我们等待,我们犹豫, 我们看错,我们放弃,我们错过;而不好的东西来到时,若我们勉强,我们糊涂,我们短视,我们接受,我们被套,那么就是我们自己主观上的问题了.有的人在一生中过五关斩六将,始终能去除坏的,抓住好的.所以,就很幸运;而有的人老是把糟糕的东西接过来,却让好的东西错过.所以,就总是觉得倒霉.倒霉的人会埋怨机遇不好,而幸运的人会庆幸碰到了很多好的机遇.其实他们都不对.他们把机会和相遇这两个不同的要素混在了一起.对倒霉的人来说,他们的好坏机会几乎是均等的.可是他们看不到这一点.在相遇的时候发生了交错,该抓好的却去抓坏的,该去掉坏的却扔掉了好的.那么他们能有好的结果吗?对于幸运的人来说,他们的好坏机会几乎也是均等的.当然他们在与机会相遇的时候,都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如果一连串机会他们都作出了正确的选择,那么他们能不幸运吗? 好比有的留学生去了美国成了大富翁.在他的机遇链上也许挂的是:大学拼搏,出国争取,留学努力,打工奋斗,创业尝试,生意艰辛,投资冒险,……等等一系列的圈圈,上面渗透着辛酸苦辣,眼泪血汗.他们一直走到了最后,才有了最后一节圈圈上的成功.如果我们把被人选择过的机会链再视为机遇链的话,那么机遇链就分长的,短的,幸运的,倒霉的,或一般的.成功人士所得到的幸运机遇链比普通人的要长.人多少都有些幸运的机遇链,可是多数人都没有那么长.有的人只有前面的几节,到了后面就断了.所以就没有了下面的幸运机遇链了.越是头上的链条,拥有的人就越多.可是越往后面的链条,拥有的人就越少.六四前后出国到澳洲的留学生有四万多人,做生意的人可能为70%,搞投资的人可能为50%,扩大投资的人可能为30%,直到最后大量投资的人可能不到1%.这些不到1%的人始终在这根机会链上不断地作出自己的正确选择,所以他们在自己的机遇链上留下了一长串幸运的结果.而其他人早已停下来了,或者他们在这根机会链的某个环节上不再用正确的方法去与好的机会相遇了,甚至可能他们用主观上认为是“正确”的想法去与不好的机会相碰. 他们也在自己的机遇链上留下了特殊的痕迹.不过这个痕迹造成的结果是让一个可能幸运的机遇链提前结束了.

感应

感应这个东西非常神奇.远在299890公里的人,对光的感应需要等待一秒钟的时间.而冥王星对远在5964552000公里位置上太阳引力的感应却是即时的.就是说,只要太阳在那里, 冥王星就被“拉住”.一旦太阳消失, 冥王星立即就脱离跑掉.显而易见,这种对引力感应的速度是快于光速的.更有甚者,银河系的直径大约是十万光年,其中心黑洞巨大的引力,牢牢地即时地和一刻不断地拉住了十万光年这样大范围里的无数大质量的星球天体.可以想象, 这种对引力感应的速度更是远快于光速的.假如星系与星系之间存在着引力,星系团与星系团之间存在着引力,宇宙更大尺度结构之间存在着引力的话, 这种对引力感应的速度那是远远快于光速的.可是我们知道,引力是现在人类所知道的四种力中最弱的力,但是两个物体之间对它的感应速度却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光速可能都远不及它.确实让人觉得很神奇和很神秘.我们尽管可以通过牛顿的万有引力公式来计算两个物体的引力,F = G m M / r ² , 可是我们还不知道如何计算和测量这个引力在建立过程中所需要的速度? 它们之间产生感应究竟有多快?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对光的感应速度并不是最高的极限速度,比这快的现象还大有 “人”在呢.人们现在大都是从以往对光认识的经验中受到启发,来开展对引力感应的认识.有的人把引力想象成波,爱因斯坦就曾经预言过会有引力波存在.但是,直到今天还没有找到.更有的人认为,引力可能象光那样会有引力子存在.同样,找寻引力子的希望更是渺茫. 也许,探索引力感应需要一个与以往不一样的思维方法.
人和动物对光的感应能力是他们的基因造成的.基因会根据物种生存的环境来调整,改进和创造这种功能的.当有一天基因允许人的大脑去适应感应更快速的环境以求得必要生存的话, 人的结构自然会出现更新更普遍和更奇妙的功能. 今天,当我们发现有极少数人会有一般人还没有的特异感应功能时, 我们应当重视这些苗子.
我觉得在感应速度较慢的情况下(如我们已有的五种感觉功能),我们的传统观念和 “正常”的思维方法是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的. 但是,一旦在极其高速或超极高速的情况下, 可能就会出现很大很多很怪的 问题来.甚至是我们原来根本就意想不到的情况. 譬如: 因果关系的倒置,逻辑关系的颠倒,镜像不对称,时间的相对停止或倒退,正常与异常的交换, 等等. 哈勃曾经发现天体的红移现象,并且确定离我们距离越远的天体其远离我们的速度就越快. 假如我们有一部分人能登上那样快速的天体的话,可能这部分人感应到的一切与我们现在的完全不同.

昙花

我们都知道“昙花一现”的成语,它说明一种美好的东西会很快消失的.凡是看过昙花开榭的人,都会承认昙花之美和感叹其凋榭之快.看来在所有的花中,只有昙花在提醒我们一个时间的观念.你看,我那么漂亮,如此美好,却只能停留一会儿时间! 假如上帝让一棵不起眼的无名小野花很快地开榭,也许凡人谁也不会去注意它.似乎上帝有意用这种不“公平”的做法来提醒我们什么? 幸运的是我们谁也没有资格到中子星上去.假如有人上了那里回头看地球的话,我们所有的人与昙花没有什么两样.因为人在中子星上看地球上的情况,就象把录像机设置到快放档上,人的一生一会儿就放完了.我们活在地球上的人可以看到昙花一现,我们却无法看到自己一生的 “昙花一现”.我们看到昙花一开一榭时,不过是一笑了之,或一声叹息而已.而当我们自己一天天在走向人生凋榭的终点时,却没有那种紧迫感,压迫感或急迫感,这似乎又是上帝在恩赐我们,让我们可以免除恐惧,忧虑或烦恼.当我们人用自己的时间观念去看待昙花时,就象中子星上的人用他的时间观念来看待我们一样.其实每一个物种都有自己的时间“观念”.也许昙花根本就不觉得自己是“一现”.它的一秒钟可能是我们的几年.有些浮游生物,早晨出生,到了晚上就死掉了.在我们的时间观念里很短.可是,它们是不是这样呢? 如果它们“认为”自己的一天比我们的百年还要长,那不是我们自己在“自作多情”吗? 当然谁也没有证据说昙花和浮游生物的时间观与我们人的一样,同样谁也没有证据说昙花和浮游生物的时间观与我们人的不一样.但是,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引力和速度的不同会造成两个身处不同情况下的观察者他们的时间观不一样的.其实,时间的长短是一种感觉.据说,爱因斯坦开玩笑说过(大意是): “什么叫相对论?一对情侣谈恋爱觉得时间很短,而另一个心急火燎的人,就会觉得时间很长.这就叫相对论”. 所以昙花对我们来说是“一现”,而对昙花本身来说,不见得是一现.同样,尽管中子星上的人“有权”说我们只能活几年,可是他的话也不见得“对”.按照我们自己的时间,正常情况下我们活到八九十岁应该是“可以”的.从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珍惜时间的观点是对的,是“昙花一现”这个成语隐含的正面意义.但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地知道:观察者站的角度不同,其时间观念和感觉可能是不同的. 昙花相对我们是“一现”,而昙花相对它自己不一定是 “一现”.

时间

远在有生命之前就有了时间,可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真正地认识它, 我们甚至连一些最基本的要素还搞不清楚. 时间是我们人类遇到的最神秘最深澳但又看似最简单最普通的现象. 科学家喜欢问:时间有无起始,何处为起始?时间有无终止,何方为尽头?时间为何是单方向的,她会倒走吗?.....等等.但这些终极问题似乎又离我们太远了一点, 也许我们更需要了解与我们眼前相关的时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所说的时间她首先包含了两个最基本的要素:
第一是时间在不知前后条件下其某一位置的定位,即:TX时刻. 有的人喜欢用T0 来表示.譬如,现在国际上都采用和认可公历,当我们说: 2007年10月24日,那么大家便会知道我们所约定的一个TX (或T0) 0年0月0日是设定在2007年加10个月加24天前的那一刻.
第二, 是时间的间隔 T∆ , 即时间往前跳的每一个均等的间隔. 现在我们用秒来作单位. 国际上都认同用秒来度量时间往前走的幅度. 在较早时,我们是采用一天的 1/86400 来定义秒的宽度. 当爱因斯坦更了解了光性质后,我们便采用了光走过大约300000公里路程所需要的时间来定义为一秒. 而现在我们又采用更精确的方法,即: 铯原子释放出的频率9,192,643,770 来定义一秒的宽度. 起初我们用万分之一的精度来描述,后来我们又用十万分之一的精度来描述,现在我们可以用近百亿分之一的精度来描述了. 然而,就是这两个最简单最常见和最普通的: TX 和 T∆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其神秘面纱的背后究竟是什么,而且我们还在被它蒙在鼓里并困绕着. 首先,这个国际公认的公历TX是一个根本就没有参照系,而且也根本就不可能找到一个基准点,完全是由人自己定的东西. 它在时间整个历史长河中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无人知晓. 所以它是一个相对的,人为的和可移动的东西. 当我们普通人的时钟都是相同的时侯, 我们可以根据大家一致约定的时间来确定它. 但是,我们不能排除有些人或动物他(它)们的时钟(时间间隔)与大家不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 他(它)们的时间观和时钟便会出现一种相对性了. 也就是说, 一个人认为这个时刻: TX1 + T∆Y1 已经来临了,而另一个人完全可以说它早已过去了,或者说它还没有来到. 这个时间可以被认为: TX2 = X ( TX1 + T∆Y1 ) 其次, 对于时间的间隔 T∆ , 尽管我们已经用了一个精度很高的方法来规定了它的间隔, 但是也还是一个相对的和容易困绕人的东西. 我们所规定的这个秒的间隔, 它会不会变?这里提的关健问题是铯原子释放能量的频率,在我们看来已是很稳定的了, 但是它会不会随着天体间的万有引力的改变而改变? 会不会随天体本身的运动速度的改变而改变? … 假如铯原子的频率也会被这些外因改变的话,如频率变快的话,那么我们感觉也会跟着发生错觉,好象会觉得现在的时间会比以前快一些,我们的寿命好象在延长,……等等,这样就会被一系例的假像所蒙蔽和困绕. 所以这个暂时规定的最好的T∆ 也不过是一个人为的,相对的和可再被改变的东西.
现在我们可以这样来看时间了:
(1) 时间的 TX 时刻是一个在负无穷大和正无穷大之间的一个人为规定的任意数值. 现代科学家都认为我们宇宙过去有个产生大爆炸的奇点,这个奇点就是产生我们时间的零时刻. 问题是有谁能证明我们的这个宇宙不是一个狭义宇宙? 在我们所处的宇宙之外绝对不存在一个广义宇宙呢? 如果证明不了的话,那么这个大爆炸的奇点零时刻不仍然落在负无穷大和正无穷大之间么? 它不仍旧是一个人为规定的任意数值么?
(2) 时间的间隔T∆ 可以用秒来描述,但这个秒
      (2)-1 也许仍然是个应变量, 会与万有引力 F=G×M×m / R*R 和速度 V 等因素有关,
即: 秒S 可能会成为F或V的函数. 有:T∆ ( F, V )
( 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高速运行物体上的钟其时间会变慢。)
(2)-2 其精度可以不断地被新方法提高
(2)-3 其存在着相对性. 对于A者和B者,他们的时间间隔可以是不一样的.
(3) 我们常常喜欢自己给自己出难题,说为什么时间总是往前走,而不能倒退呢? 这里有四个问题要分清楚:
第一, 所谓时间的箭头总是向着前方, 是因为我们拿时间来度量一个不断在演变中的事件的序列而已. 时间本来没有方向, 只是被它描述的事件在不停地演变. 正是这种 “不停”的演变才给我 们所利用的这个 “时间”工具带来了向 “前”的方向性. 其实这又是一个错觉.
第二, 正因为时间方向的实质是事件序列的变化, 所以我们在说时间方向的时侯一定小心地分清楚两点:
(1) 如果是针对某一事件本身而言, 那它的时间方向是向 “前”的. 因为它的事件序列不停地在演变;
(2) 但如果是相对二者而言, 那它们的时间方向是可以向前,也可以向后的. 因为当A者和B者它们的时间不一样的时侯, 它们看到对方事件序列变化时会存在相对时间差的.正是这个时间差会让相对者看到对方以前产生过的事件序列.
第三,对于第二 (2), 尽管它们都能看到对方的历史,但它们是看不到本身的历史的.因为时间差已不存在任何一方的本身.这时,A者与B者的情况均与第二(1)相同.
第四, 对于第二 (2), 尽管它们都能看到对方的历史,但这种 时间的“向后”不是 “镜像倒退”序列的演变, 而是 “录像倒带”式的重播.
由此看来, 时间的TX 和T∆ 以及它的 “方向” 都是人为的,相对的,和可变的东西.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看与时间关系最密切的一样东西: “钟”吧. TX 和T∆ 以及它的 “方向” 这三个最基本的要素构成了我们的时间. 假如我们在这三者中去掉第一项, 那么我们就得到了 “钟”. 钟有人工的,也有自然存在的. 人类现代科技可以制作高精度的铯原子钟了; 而生命体内还有靠基因遗传自己生成的 “生物钟”. 其实,从更广的意义上说非生命物质同样也存在着“物质钟”. 当电子在高速地环绕着原子核运转时, 它们也遵循一定的频率和周期的. 既然钟的两个要素被包括在时间要素内,那么它也是一个相对的和可变的东西. 当引力或速度在变化的时侯,也会改变一切钟的节奏, 包括生物钟和物质钟的快或慢.

我思

很早就有哲学家提出这样一个难题,问:我思故我在?还是我在故我思? 我想有几个问题要先分清楚:第一,这里的 “我”,是泛泛指人? 或是指哲学家自己? 还是指所有会“思”的动物? 第二,这里的“思”,是指思考?思忆?思虑? 还是指思想?思维? 第三,这里的“在”,可能是指存在.但是,不知是指现在的存在,还是过去的存在,或是将来的存在?
哲学家的“我”与我们普通人的“我”在外界看来是一样的,可是从哲学家自己的眼里看出去却是不一样的.他们想的东西比一般人要复杂的多,深得多和远得多.于是,在评判“我”的问题上,有时候就会用哲学家自己的“我”去想象别人的那个“我”,有时侯却用高于普通人的“我”来标榜自己独有的“我”.其实这是自己在困扰自己.用思的深刻性,复杂性和预见性来看待“我”时,就象在热处理金属的空间里不加内热基准气体那样,根本就找不到一个含碳量的基准线,既缺少了一个可以参照的基准条件.尽管你知道“有”,但是你始终搞不清楚里面的量上去和下来了多少.哲学家有自己的 “我”,普通人有自己的“我”,连动物也有自己的 “我”.它们有我的领地,我的主人,我的东西等等的概念和意识.如果它们没有一点 “思”的因素在里面,它们能有这样的反应吗? 只不过它们 “思”的程度不象哲学家那样高深而已.但你不能说它们一点没有吧.我们不能因为它们没有象人那样 “思”得复杂,就认为它们是没有 “我”的概念和意识.什么叫 “我”? 我是不能用 “思”来作为去留标准的.我只能用存在来衡量.这个东西存在着,它就有一个 “我”.它不存在了,它就没有了 “我”.它们不是因为“思”而决定着“我”.你哲学家自己可以认为如果我自己的思想停止了,好象什么就不存在了.那是哲学家自己的感觉和意识.可是哲学家不能否认动物也有简单“思”的能力,更不能用“思”的水平高低来确认对方有没有 “我”.如果哲学家认为动物的 “思”没有自己的高尚,我觉的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哲学家也千万别忘了,一条狗能从千里以外的陌生环境找回到自己的家;一条海豚可以与人那样协调地 “工作”,它们有的这种“思”的能力是哲学家们不具备的.假如那条狗因为有了那种 “思”的本领找回了自我的存在,而哲学家因为只有不同“思”的能力而迷路,或死在了荒山野地里,不存在了.或者换句话说,哲学家以为动物不会思,它却活着回来,继续存在着;而哲学家以为自己会思,却死在了荒山野地里,反而不存在了. 那么,究竟是:我思故我在呢?还是我在故我思呢? 存在是“我”的前提,是第一和基本的要素.假如连这个最基本的东西都不存在了,何来的“我”呢? 而“思”则是 “我”的第二和高一级的要素.我的存在可以“有思”,也可以 “没有思”;可以 “少思”,也可以 “多思”;可以 “简单思,”也可以 “复杂思”;可以 “深刻思”,也可以 “浅浮思”. 植物人没有了思想,可是他还活着; 当巴金再也不能写东西想东西的时候,他全身插着许多营养管还存在于华东医院的床上.你总不能说他因为不能想东西了,他就不存在了吧.你也不能说,他这样地存在着就一定会有思想? 所以,我在不一定我思. 另外,刚出生的婴儿也许是没有 “思”的,但他们是以一个新人的面貌出现.我们一方面不能否认其已经存在了,另一方面我们也很难去鉴定其哪一天才开始有了一个真正“我”的意识.所以这种存在又与时态联系在一起.巴金刚出生的时候也许没有思不知我,巴金临终的时候也许还是没有思不知我,可是在中间的那段时间他可能也会想:究竟是我思故我在呢?还是我在故我思? “存在”这个词是有空间和时间的要素在里面的,而且它们常常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点爱因斯坦都认为时空(TIME-SPACE)是一体的.不加区分地去谈论存在是会混淆的.另外,更有意思的是:电脑可以逻辑运算,推理,记忆,甚至还可以做些简单的创造,等等.在许多方面已经可以远远胜过人类了,这种功能可以归入思维中的重要部分,但还不是全部.在这种情况下,有谁说的清楚它是否也算哲学家的那个“思”? 如果不算 “思”,那么什么样的 “思”才算思? 如果它算 得上“思”(电脑能够“思”了),那么“我”又是个什么东西? 电脑与像棋大师下棋的时候怎么称呼自己? 如果不存在“你我对弈”(电脑不是“我”的话),那么大师又怎么称呼? 如果电脑也有“我”的话,那不就成了: 我思不一定我在吗?

意义

意义尽在不言中.能够说得清楚的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许多不去提及东西却存在着其意义. 过去,我们总是习惯强调: 要深刻领会……的伟大意义,……具有深远的意义.可是过了二三十年回头再去看那些东西,觉得很可笑.它们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完全被一个相反的东西代替了.哲学家们不仅会给自己找烦恼,而且也会给别人出难题.他们常常在问:人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于是,他们就去寻找.可是找来找去都不满意,永远没有一个圆满的答案.其实找得到的 “意义”都不是意义,也许只能算作“好处”.意义似乎只能被隐含,却无法真正的找到.正因为找不到,而我们要去找,这才是它真正的意义.也有的人老是在问: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我就在想:难道你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什么才来的吗? 我没有想过为了什么,上帝却让我意外地来了.动物和人类都来到了这个世界,其中的差别可能就在于:动物不会刻意地去想那个意义,但会认真地去对待自己生存中的任何问题,意义自然地就包含在了它们的生存中.而我们人类除了这些外,还会刻意地去想.意义就包含在了这个刻意上.至于人想什么?怎样想?想得对?想得错?...都不是意义.我们人会刻意地去想意义,这种现象本生就涵盖了人活着与动物不同的意义.动物也会思考和想东西,狗会懂得把吃剩的骨头埋在坑里并把它掩盖好的渺小意义,而我们人会轰轰烈烈地去领会深挖洞广积粮的伟大意义,它们之间除了在程度上手段上和针对性上有差异外,在本质上有什么两样呢? 尽管狗知道那样做的好处,可是狗是不会刻意地去想那个好处后面带来的“狗生的意义”.而我们人却会这样去想.我们会在刻意上对“人生的意义”去下功夫,尽管这种刻意它自己处在“不言中”,但这本身就涵盖了人活着的意义.
有两抽象的东西,一个叫目的,一个叫意义.目的有一个仓库,里面放着许多不同的目的,意义也有一个仓库,里面放着各种各样的意义.它们一生都在找自己的一样东西:目的在找人生的意义,而意义在找人生的目的.它们一直都在找,可是找不到.有一天它们偶然相遇了.于是:
目的问: 你有没有人生的意义?
意义答: 我有各种各样的意义,唯独没有人生的意义.
意义问: 你有没有人生的目的?
目的答: 我有许多不同的目的,就是没有人生的目的.
意义问: 你有那样多的目的,为什么没有人生的目的?
目的答: 我没有,是因为没有遇上你.你来了我就可以有了.你愿意留
在这里成为人生的目的吗?
意义答: 不行,假如留下,我成了它,我就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了.
目的问: 你有那样多的意义,为什么没有人生的意义?
意义答: 我没有,是因为没有遇上你.你来了我就可以有了.你愿意留
下成为人生的意义吗?
目的答: 不行,假如留下,我成了它,我就找不到人生的目的了.
意义不认为自己是目的仓库里的人生目的.同样,目的也不认为自己是意义仓库里的人生意义.于是它们又继续去找各自的东西.等到有一天,时间把它们叫住了,说: “你们的尽头都到了,消失在前面等待着你们.不过,只有你们仓库里的东西可以留下,因为那些不是你们生前带来的,死后也不能带走.” 这时候它们才恍然大悟.当初,如果我留在了它那里,它留了在我这里,那不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吗? 可是太晚了,目的和意义再也不能见面了.因为上帝只给了它们一次机会.

意外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都是一次意外”.我想没有一个人听了这句话会感到高兴的.特别是相信宗教的人会更加反对.有的宗教人士会说,是因为上帝爱你才把你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有的宗教人士会说,是你的前世姻缘让你投胎到今世的…… 当我们说,这个问题你可以去问一下你的父母,你可能还是不太会相信别人的话.然而,每个人在他们的一生当中都有机会可以自己去体验一下这个问题的,我想其中的答案你自己就可以理解的.
当一对夫妇在做爱的时候,他们往往不是先设计好子女的特征然后再去做爱的.恰恰相反,是在男欢女爱的过程中去诞生一个后代的.这个被诞生孩子的灵魂,与其父母先前的想象是没有联系的,更没有什么沟通的.父亲给出上亿个精子,只有一个幸运者.而这个幸运者在与卵子结合的时候,它与其他不幸者一样,都是没有孩子名字的.也可以这样说,如果这时是其他任何一个精子与卵子结合,其父母都有可能取相同的名字.父母是无法选择或认定哪一个精子作为特定的你.他们只能靠上亿个精子自己去进行随机碰撞.所以,父母自己选择的快感,要远远大于对孩子选定的重要性.我们都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来到这个世界的.既然连自己的父母都搞不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你硬要把一个谁也看不见摸不着的神拉进来,说是这一切都是神设计安排的,这真有点冤枉神了.因为,有的父母生下了一个怪胎, 有的父母生下了一个智障者,有的父母生下了一个残废人,还有的父母不能生育.你总不能说,生出好的是神的功劳,生出不好的就不是神干的.那么都把这一切归到神的头上去,神会同意吗? 宗教在无法征求神的反馈意见的情况下,还要拿这些去教育别人,神会高兴吗? 当然,假如神根本就没在哪里,那么无论你怎样装神弄鬼,都随你的便了.因为任何人都有这样做的自由. 宗教在断定一个无法证明的东西时,常常会带出许多矛盾的东西.其中人是怎么来的问题就是一个例子.宗教界是无论如何也不接受人是在意外情况下诞生的.
意外是我们的命运.是它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又是它把我们再送回到原来的地方中去.我们不必感谢它,因为它不在乎我们的感谢.它不会因为我们的感谢,而让我们比别人优先,或象有人开后门或象有人插队那样来格外地照顾让我们进入这个世界.过去我们没有感谢它,它也让我们来走一趟.当它把我们送走时,我们也不必去怨恨它,或乞求它.因为这一切都是没有办法让它来挽留我们永远留在这个世界上的. 我们常常在说人不能喜新厌旧,可是在我们的宇宙中,这个“意外”才有真正的权利喜新厌旧.它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意外来的人过老地留在这个世界上,并在赶走他们以后会让他们死很久很久.意外也不会因为你相信什么而网开一面,把走的人的灵魂再装入到新来的人的脑中.意外是管不了那些事的.至于你认为哪个宗教哪种说法或哪种影响对你能起什么作用,或能让你感觉更好些,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和自由,意外绝对不会来干涉,或给出任何可靠的证据.要问意外究竟认不认识上帝,真主或菩萨?我们高兴怎么编怎么想都行,只要自己觉得快乐和感觉好,谁又会在意呢?
我们管不了生前,也管不了死后.而唯一能打交道的就是今生今世.其中也包括了如何与意外相处.我们不要一听到意外就害怕.其实意外就象投置分币那样,也是一半好一半坏.它是一个出不出现,比例多少和何时来到的问题.有的人中了六合彩票,不就是因为有意外才得到的吗.有的人投资获得了成功,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有意外的因素.有的人找到了情投意合的配偶很大程度上是意外相遇的.有的人事业有成,更少不了贵人的意外相助.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看到好坏参半的意外才对呀! 当然有的人会碰到坏的意外多,有的人会碰到好的意外多,这能怨谁呢? 我们承认这一点是不公平的,但是这一点本身也是意外呀!
我们能不能控制意外? 我们能不能避开坏的意外,去创造好的意外呢? 我觉得我们人类能做的很有限.我们可以在很小的方面做些努力,但是在大的方面是很难抗拒的,有时更本就是无能为力的.对此,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懊丧和恐惧.因为这本来就不是我们该有的东西.毛泽东和共产党曾经号召人民 “人定胜天”,这对于鼓鼓劲,壮壮胆,抒发抒发革命豪情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哪有那么大的本事,人能胜天吗? 我们连全球温效应都快应付不了,还能把那种口气当灵丹妙药? 谁能改变地球运行的轨道? 假如太阳的半径在扩大,或意外地把上千度的高温风喷向地球轨道,哪怕是很短的瞬间,我们能躲过它吗?还有更多更糟的意外在后面等着呢. 当然我们不要一听这些就害怕,假如我们在本来“不该有”的情况下,却意外地得到了那些好的东西,假如我们生活在本来很可能发生巨大意外灾难的环境中,还没有碰上那种情况,那么我们不是很幸运的吗?
我们不应该把今天幸运得到的东西视为永久的东西.既然意外会给我们那些东西,那么总有一天意外也会把它收回去的.将来在它收回去的时候,我们何必去怨恨和恐惧它呢.我们应该这样想,我们已经尽情地享受过了意外的惊喜了,失去它我们也不亏嘛! 我有时真纳闷,为什么有的人贪心那么不足,钱多了还要多.那些贪官有了几千万还要几亿,陈水扁有了几亿还要几百亿.你能花掉的毕竟是有限的,而上面部分都是意外频发的大灾难. 退一万步说,即使你能侥幸地逃过法网的治罪并能终身享用它的话,殊不知,你那些多余的钱都是替意外保管着,它只要一起作用,就通通把一切卷走.你当初来到这个世界时带了什么来的,意外就让你带什么走,多一样都不行.所以,有钱花掉了才是你的,不花掉就不是你的.身外之物都是意外所得,同样意外所得最终都会成为身外之物.

幽灵

有神论者认为:人死了以后从躯体内跑到空间活动的精灵就是幽灵,或者称之为鬼.从古至今,很多很多的人相信这一点.还有不少人声称:他们确实看到过鬼.几乎所有的宗教在这一点上都达成了一种共识.可以这样说,一个没有或不承认幽灵(鬼)的信仰,就不可能成为其宗教.而无神论者却认为: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简直是胡说八道.但幽灵(鬼)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有谁仔细深入研究过? 又有谁能撇开宗教信仰等意识形态去较客观较大胆较合理,和较前瞻地来看待它呢?
问题是: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都处在一个同等的地位上,他们现在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拿出充份的证据去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和对方观点的不正确.任何一个问题只要出现这种情况,它就存在着两种(或多种)可能性.从概率上讲是均等的.谁也没有优先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换一种思维方法去思考.
我们先来看看光和距离上产生的问题.离我们最近的恒星半人马座比邻星有4.3光年远. 我们现在看到它光亮的那一刻,已是4.3光年以前的历史了.这就是说它过去很久的事,即使它已经死掉了,我们今天仍然能看到它当初的活动状况.同时,它还说明:我们地球与它处在一个4.3光年距离的位置上,如果我们还想再看到它那一刻的情况,只要再扩大这种距离即可.离它更远一点照样能看到.这种距离是可以无限扩大的,因为空间是无限的.这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它可以永远存在于我们的视线中.因此我们就会产生一种观点,认为它没有死没有消失,永远飘荡在空间,存在于我们的视觉中.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个重要但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了. 一方面,它今天仍然可以存在于我们的视觉中这种现象是可以成立的.一个死去或消失了的东西它完全能不断地被我们感觉得到的. 这就是幽灵的实质.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我们所能感觉到的东西一定是其历史部分.就是说:幽灵可以存在,但它只是死者死前产生的东西. 当这颗恒星半人马座比邻星消失或不存在时,我们也就不能看到它,因为它不再产生光了,这个死者不再创造出新的东西来了.可以想象幽灵就象一颗死去或已不存在星星的光芒,它是没有创造力的,它只不过是过去了的东西被人感应到而已. 至于过去了的东西能不能与我们现在的人产生实时互动,这完全取决于能感应这种东西的人,而不是幽灵本身.我们不能排除人的幻觉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也不能排除极少数人特异功能会起到的作用.
至此我们会对幽灵的去向产生一个疑问:一个永远在空间存在并不断向外发散的信息或叫幽灵,他们会去哪里? 假如它们会去天堂的话,天堂又在哪里?我们最强大的射电望远镜已经能看到单方向二百五十亿光年的距离了,也就是说:我们能看到双方向五百亿光年范围内的东西了.遗憾的是在这样大的范围内我们没有看到天堂.假如说有天堂的话,一定还在这个范围之外.这就会引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来.所有那些地球上亡者的幽灵,即使以光速向外跑,它们都还在一点点的半道上呢.譬如说,十万年前死的人,他们的灵魂向外跑出去只占五百亿光年的五十万分之一的距离.那么灵魂能上天堂不就是虚构的吗? 同样,恒星半人马座比邻星发出的光信息能不能完完全全的复制在其他星星上呢? 或者在这颗死掉或消失的星星同样的位置上再出现完全同样的东西来呢? 假如人的灵魂能轮回,为什么恒星半人马座比邻星不能轮回呢? 这里,我们可能还会引出一个更大的悬念.假如人的灵魂对外界的感应,除了视觉所依赖的光以外,还可以靠比光速更快的途径去获得的话,那么我们传统的因果关系不仅能被颠倒,而且也许真的能在瞬间跨越 n 倍的五百亿光年的距离,真的能到达一个什么天堂里去哩!
多少年来,人们可能一直对灵魂和幽灵产生一种误解.认为人死后其灵魂会变为幽灵,或幽灵来自于灵魂.也许它们不完全是那样.灵魂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无形,无体,无重和无味的程序,你说它是非物质还可以理解,我说它至少是个东西也是有道理的.而幽灵则不然,它倒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可是,它不是来自于那个死者死后的无形,无体,无重和无味的程序,而是来自于死者生前或死时活动形象的对外辐射,和那一时段程序运行的对外辐射这两个部分.假如灵魂可以转变为幽灵,那也只是死者生前或死时其灵魂对外辐射的那部分.人的灵魂是可以被感应的.因为只要程序在硬体中运行活动,就会产生对外辐射.正是这种现象会造成幽灵的存在.可是,幽灵是不会再接过灵魂的工作继续再为已经死去的人产生新的思想意识了.所以,我们就不奇怪有人声称看到过幽灵(鬼)的形象,感受到它的想法,等等.不过那一切都是曾经有过的东西的再现.它们不会创造性地再同你讨论未来还未出现的新事物了.
所以我认为幽灵是一种有条件存在的物质.它既不象无神论者全盘否定的那样,也不象有神论者全盘肯定的那样.一方面它可以永恒地存在于我们的时空中,另一方面天堂与轮回也许都不是它的归宿.

命运

    什么是命运?
在现代英语中,有这样二个单词是最常用地来解释“命运”这个涵义的:一个是:Fate,另一个是:Destiny .
第一, Fate. 据说最早是从意大利语的fato来的,以后又来自于拉丁语fatum.它的主要解释有三点:
1) 命运是一种来自于一般信仰而产生的能力和手段,这种能力和手段能在无限的时空中预先确定所有
的事件.
2) 命运是一种已经确定的未来的结果.
3) 命运是一个已定的结局,毁灭,灾难,死亡,灭亡.
第二, Destiny.也来源于拉丁语destinata.它的主要解释有二点:
1) 命运是一种事先已经确定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所有将要发生的一切都是事先早已确定了的.它可
以指个人的命运,也可以指国家的命运.
2) 命运是一种能够预先确定事件发生,并且必然不可被战胜或改变的能力和手段.
我们再把古今中外的命运观作一个梳理,大概会有这样几种看法:
1. Destinism 定命.它认为:(1)命运决定人的一切.(2)命运的决定是无可更改的.(3)任何人和事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命运轨道.
2. Contingencism 宿命. 它认为:(1)命运是偶然所支配的.(2)这种偶然是人所不能控制的.
3. Theory of Kismet 随命.它认为: 命运的好坏取决于前面行为的善恶.即:好有好报,恶有恶报.
4. Determinism 俟命. 它认为:人能控制的只是其行为,而不能决定其结局.因此,只有听候命运的安排.
5. Fatalism 运命. 它认为: (1)今生是前世行为的结果,也是来世结果的原因. (2)生命是有轮回的. (3)在轮回中会有好有坏的.
6. Symbolism of Fate 符命. (1)命运的信息是可以通过某种东西,如:骨相,时辰,星象,文字等等来察知的.(2) 尽管它能给出点信息,但是它改变不了命运的.
7. Creationsm of Fate 造命.它不承认命运.认为人定胜天,人可以改变命运的.
……凡此种种.不论是何种宗教,如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东真教,还是东方的佛教,道教;也不论是哪一种意识形态,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还是后资本主义,或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等,它们都承认是有命运的,这一点全是相同的.这说明大家都需要有 “命运”这个词来表达自己的世界观.但是,对它的认识和解释就五花八门,各有各的说法,很不一样了.而我觉得最简练,最精美,最直接,最确切,最核心,以及最实际的解释就是: “命运就是已经发生的未来结果”.
    为此,很多人会不理解的.认为这就是宿命,这是唯心的,这是先验论,这矛盾的,或者这不可能的,……等等.他们会问:未来的结果应该发生在未来,怎么可能现在出现呢?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将来的事能不能现在就被知道?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做到?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是不能做到的? 被感应到的未来结果能不能被改变? 假如未来的结果能被改变,那么在改变前的那种状态事先还能不能被感应?......这些才是我们所要思考和探究的迷底.
    其实在我们多数人面前都存在着一层面纱,它把我们的视线給挡住了.那就是相对性.当我们在说命运的时候,多数人是不会去区分他们所说的命运是相对什么而言的.第一,是在两者比较的条件下去谈论这种命运呢?还是,第二,在不涉及其他对象的条件下来看待命运呢? 如果是前者的话, “命运就是已经发生的未来结果”这句话完全是成立的.譬如说:有两个人观察太阳的即时状态,一个靠眼睛观察太阳的人,他只能感应到八分钟以后太阳的历史状况,而另一个靠特异功能去感应太阳的人,他可能在几秒钟内就说出太阳的即时状况.那么,相对于第一个人而言,第二人就能对第一个人说出 “已经发生的未来结果”.由于这个相对性的存在,便使两个观察者之间产生了时间差.正是这个时间差,它的两头就联着 “已经发生的未来结果”.当我举例特异功能来说明时,可能有人会不“服气”,不相信.为此,我们也可以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原理来拿来说明.有两个观察者,假如一个人站在中子星上看地球,而另一个人站在冥王星上看地球,那么站在中子星上的那个人看到地球旋转的速度比那个冥王星上的人看到的要快得多.他们之间会产生很大的时间差.这是不同的引力造成的.同样,一个站在以光速运动物体上的观察者,与一个站在地球上的观察者之间也会产生非常大的时间差.这又是速度造成的. 他们都与人的特异功能完全无关, 情况却相似. 可是,如果是上述后者的话,那么,对于第二个人本身而言,他虽然可以在比较第一个人比他晚知道的情况下,去体会他们两者之间产生的“已经发生的未来结果”,但是他是无法体会自己身上的 “已经发生的未来结果”.而这一点,只有再通过他人并且有感应时间更短的特异功能者来比较,或借助于一个中间媒体,才能让这第二个人去认知 “已经发生的未来结果”.多数人是把这种相对性混淆了来认识命运的,所以永远搞不清楚命运究竟是“有”? 还是 “没有”?每一个事物和人的发展都是按序列来演变,这有点象我们所说的 “熵”.它是不可重复和不可逆的.而这种演变的序列就是我们所说的 “时间”.对于任何演变者本身而言,它是看不到自己前面还没有出现的序列的.但是,相对于他人而言,在一定的条件下却是可以看到的.假如当事人把他人的这种感应当作一种媒介的话,那么通过感应这种媒体,这个当事人也是可以感应得到的.这里值得再强调的是:他必须借助中间体来实现,而无法通过自己本身来达到的.尽管有人相信上帝能知道人类的命运,但从来也不曾有人去问一问:上帝是否能看到自己的命运?假如真的有上帝存在的话,也许上帝能借助这种相对性和通过别人来知道自己的命运吧.
     那么,“已经发生的未来结果”能否被改变呢? 假如有人感应到了我将要发生的结果,并来告诉我,我能不能想办法去避免让它发生呢? 这是一个更有意思更深刻和更困难的问题.它会引出很多的争议和悖论来.目前看来,只能说可能性不大,但谁也不可能有确凿的证据去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从我们的常理上来讲,如果你能避免的话,那么事先发生的这种感应其前提也就根本不会存在了.这就像诸葛亮在作法,通过感应中间体来知道自己的来日,没有想到这时魏延跑了进来, “破坏”了作法,诸葛亮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可是,那时诸葛亮还没有死啊! 他是完全有足够的时间和智谋去逃避的.然而他明白,这种序列是不可更改的,否则他也不会看到的.在古人中,也有极少数人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的.
    假如一个人能感应到他人,或者通过中间体感应到自身的这种 “已经发生的未来结果”,那么对这个人来说无疑就是必然的.而对于不能感应的人来说,以后发生的一切都是随机和偶然的了.所以必然性和偶然性也完全看你相对什么而言.如果是对熵演变本身而言,可以认为是偶然的,而说它是必然的则是没有意义的.假如是对旁观者而言, 必然性和偶然性都会存在,这完全要看你的感应能力和你在感应时所处的条件了.
    当然,人或动物有没有这种感应? 能不能有这种感应? 以及有这种特殊感应的人或动物占多大比例?...等等,这又是另外一个重要的课题了.
    不相信这种 “已经发生的未来结果”现象的人,绝大多数是因为自己本身没有这种特异功能,他们是用一种常规的,机械式的,和自己能验证的逻辑思维去想这件事的.所以他们是很难去理解的.既使是牛顿,在他那个时代和条件下也是很难去想到和理解四维时空中的相对论的;同样,既使是爱因斯坦,他也会受到时代和条件的限制,无法想到和理解黑洞中的超光速现象以及高维膜理论.要从现有的很有限的理论知识和陈旧的传统观念中跳出来,去跨时代地想象和思考更高一级的问题不是那么容易的,绝大多人都会受到现有条件的局限,而无法跨越这道鸿沟的.
    其实,对命运问题的争议和认识不是今天才有的.过去早就有了,现在仍然存在,将来还会继续.现实生活中确实已存在极其少数的人或动物能感应到这种 “命运”,能够优先知道 “已经发生的未来结果”,而绝大多数人却不能. 我们人类绝大多数人所具有的基因阻止了我们去天然地获得这种能力,大自然把这种 “特殊的能力”放在在了极其少数的人或动物身上.就象大自然将大脑最高级最复杂的特殊思维能力赋予了我们人类的基因那样.而我们今天又企图要在自己三十多亿对双螺旋杆上区分出它们的差异,找出它们的变异,认出它们的突变,的确就如同大海捞针一样困难.将来我们能不能把只有极少数人因有特异功能而知道的现象,变为多数人也能看得见并能利用的规律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对科学技术所提出的渴望.我相信:突破这种障碍的日子不会太遥远.
我觉得问题不在于对一个尚不完全认识的现象的争议,恰恰在于人对未知事物的态度.邓小平这个人最了不起之处在于能搁置争议,面对现实.他能在那样大的政治压力下, 不去争论姓资姓社,意识形态,甚至明知毛泽东的 “功,过,和罪”,也不去争论其是非.为了大多数人的现实利益,不失时机地大胆敢尝试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这种开放的态度才是探索未来的方法.同样,当我们看到一种不可理解的现象,不必把宝贵的时间去消耗在无谓的争议上,相反应该持开放的态度去先思考它,尝试它,利用它,参考它,研究它,进而去掌握它.这才是正确的思维方法.
     人类会不断地发现旧有规律适用的范围,并在这种规律上取得平衡;同时人类也会不断地发现新的规律,去打破原来的平衡.同样,在认识命运这个问题上,人们一定会逐渐从原来旧有的观念里走出来,表现出新的困惑,并提出新的问题.例如:假如你能知道明天要发生的事,甚至很早就看到了你的归宿,你会不会更恐惧?你又会怎样去对待它呢? 假如一个国家或集团有能力来控制和利用时间差,事先就知道对方和自己将要发生的事,世界会不会更混乱? 国与国或群体与群体又会怎样去形成新的平衡? ……古往今来,人们都想寻找命运的轨迹,都想事先知道将要发生的事.如果某人有这样的本事,很多人都会非常惊讶和崇拜.我想这种幻想可能有一天会出现的.这一百年来,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把很多原来认为不可能的事变为了现实.我们很难想象,一百年以后会是什么样子?一千年以后又会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