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可

两 可

刘建平

我们常常用“模棱两可”来形容某种表达的含糊性.其实,含糊只是模棱反应出来的现象,而两可却不一定都是含糊的.这里,我要重点提及的是两可,它常常是智慧的表现.两可思维也许是中国哲学智慧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历史上不少哲人喜欢用两可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说的东西好象不确定,从两个方面都可以去理解.他们把变化作为自己的退路,让这种变化镶嵌在正反双方的观点里.他们懂得所有矛盾着的双方,不仅本身有可能包含着对方的东西,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任何一方都会向着自己的反方向转化的.他们用这样一种思路把很多问题中的正反两个方面的东西都串起来,并用一个哲理来阐述.这样就始终立于一个不败之地,而且还让人回味无穷.妙哉!
中国哲学第一人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中的第一句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还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他把两可的思维涵盖在里面.他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它们不仅会涵盖自己相反的东西,而且还会向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这种思维似乎有点接近佛教(当然不是佛教),让人觉得有些悲观,但是它揭示的东西却是真真实实的.基督教就不是这样.他们认为上帝是存在的,你就要绝对地相信其存在,不能有含糊的.你必须绝对地相信它才能去天堂.否则就只能下地狱.同样,佛教坚信:世上任何事情都是有因果关系的.世界上绝对不存在无因的果,或者是无果的因.可是,按照老子的逻辑思维去想,就会得出这样一些看法: 第一,就基督教而言,可知道的那个上帝,就不是我们常说的那个上帝. (也许讲不清楚的东西里面,就包涵了上帝);第二,就佛教来说,可说明的因果,就不是我们常说的因果.(也许看不到的东西,其中就存在了因果).我们可以把这种思维归纳为这样一些模式:
矛可以含盾,盾可以含矛;
矛不可能绝对是矛,盾不可能绝对是盾;
矛可以转为盾,盾可以转为矛;
可知的矛不是我们常说的那个矛,
可知的盾不是我们常说的那个盾;
……
如果我们模仿这种思维去把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收集起来,并加以提炼,也许我们可以举一反三,会得到非常多有益的启示.我常常会用这种思维去想过去不太远的一些事,会觉得很有意思.老子不是还说过吗:名可名,非常名.不错,世界上可以命名的共产党,的确都不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共产党了.可以讲得明白的共产党的哲学,也都不是我们常讲的那个共产党的哲学.毛泽东当初命名的那个共产党不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共产党,我们今天沿用的共产党称号也不是当初常讲的那个共产党称号.毛泽东曾经说过: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他把共产党的哲学归于“阶级斗争哲学”.经过几代人的变化,胡锦涛把共产党的哲学归于“和谐哲学”.这本身又反映了共产党也是在这种两可中变化的. 毛泽东在开展阶级斗争的时候,是绝对不允许用“和谐哲学”的,但是他的斗争里也有和谐的成份,否则他的斗争是不可能胜利的;胡锦涛在开展”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事业中,是绝对不允许再用“阶级斗争哲学”的,但是他的和谐里也有斗争的成份,否则他的和谐是不可能持续的. 同样“共产主义”也不是绝对的,它可以包含“资本主义”,甚至可以向“资本主义”接轨或转化;而“资本主义”也不是铁板一块和一成不变的,它可以包含“共产主义”,也许或甚至可以向“共产主义”转化? 可悲的是,这种两可往往在一个时候被认为是“不可以”或 “不可能”的,而在另一个时候却是完全“可以”或“可能”的.所以,两可又是受时态条件制约的.在某个时段里,事物虽然包含了两可,可是人们有时候是“不可以”或 “不可能”去这样做的,而在另一个时段里却是“可以”或“可能”的. 哲学中的不少问题常常是泛泛所指,为了涵盖更多的东西,不会用时态去细化的.这样看来,“道可道,非常道”,这句话本身也逃脱不了两可的命运.如果我们不把时间概念引入,并用时间来区别这个“常”的不同情况,那是没有意义的.就象如果我们把时间与空间分离开来,去与爱因斯坦讨论他的相对论那样,是毫无意义的.虽然爱因斯坦没有见过老子,可是他也许会想:
1)虽然老子说过: 道可道,非常道.可是他也没有说过: 道可道,
绝对是非常道呀? 也许是非常道,而不是绝对的非常道.
2)会不会在一段时间里,道可以是“是常道”,而在另一个段时
间里,可以是“非常道”呢? 或者在一种条件下,道可以是
“是常道”,而在另一种条件下,可以是“非常道”呢?
3)特别是在超光速的条件下,可能因果关系会倒置,可能镜像会
不对称,可能时态会交叉,可能能量不守衡,可能逻辑会混乱,
……等等,这种情况下的那个:道,是“常道”?还是“非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