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

说起档案,我们可能并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在社会的许多方面,档案都有着它自身的价值和重要性.可是当我们说到人事档案,这个话题就显得有些沉重了.在中国大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触和了解到其中真正涵义的,可是每个人的生活都在这个影子的笼罩下.人们都只知道自己有一个人事档案,但是它放在哪里? 谁掌控着它?里面装的是什么?谁可以把东西塞入其中?谁可以把它调出查阅或使用它?谁可以来评判其中的内容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一旦里面存入了错误的东西,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等等,没有多少人会去想这些问题,而且人们也无从去想这些问题.然而生活在这个国度里的人谁也摆脱不了这个影子.哪怕是胡锦涛,他也有一个人事档案,由中央组织部管着.在中国,只要一个人在某一个单位就业或工作,一般都会有一份人事档案.这种档案是五花八门不统一的.但是如果这个人是干部编制的话,一般来说就必须按中央组织部印制的统一表格“干部履历表”来规范地填写并存入人事档案里,而且一般都是由上一级组织部门来保管的.在一个干部的人事档案里,其中的“干部履历表”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此外,还有:入党入团申请材料,学历证明材料,服役/工作/……证明材料,政审证明材料,各类相关的调查材料,等等.过去,中国是把政治历史问题和其他犯罪记录都归在同一个类别里的.它们都属于污点范畴. 在这两类负面问题中,对干部影响最大的可能还是政治历史问题.因为当一个干部存在了其他的犯罪记录,其人生的前途也许就到此为止了.而一个人牵涉到了政治历史问题,那么其问题和后果可能还会被扩大,甚至最终遭到一个更悲惨的结果.相对而言,政治历史问题是最重要的,而且它是随着上层的路线斗争在变化的.反右时的政治问题可能今天成了功绩;今天的政治问题也可能成为明天的功绩.在中国,内部的争斗,清算和压迫是非常无情,严厉和残酷的.我们可以优待和释放敌人的俘虏,但是对于敌人释放回来的我们自己的俘虏,我们绝对不会宽容.他们一定将永世不得翻身的;人们可以加入共产党的组织,但是一旦有一天脱离了,他们就要永远背上脱党脱队或失掉组织关系的污点.如果他们还在的话, 至少他们要成为老“政治运动员”.凡是以前参加过共产党以外党派团体组织的干部,都必须记录在案. 他们会与那些历史清白的干部有所区别.我们都会清楚的记得,与毛泽东共事多年的刘少奇,被掌握人事大权的毛泽东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最后含冤残死.后来平反证实这些定罪都是莫须有的.其实退一万步说,就是他有这样的事的话,看在刘少奇立过那样大功劳的面上,也应该宽容别人吧.不行,这在共产党内部斗争的规矩里是行不通的.这些做法,一方面向人揭示了共产党内部斗争的游戏规则,另一方面它也继承中国历代政权内紧外松的传统.我们民族向来对自己内部同胞杀戮之狠要比对付外敌更厉害,加上党内整肃的残酷性,能在这台铰肉机里幸存下来的人是很不容易的.在“干部履历表”中有几栏专门是用来记录这方面问题的,如:
*何时何地参加何种反动党团,会道门及其他反动组织,担
任过何职,有何活动,结论如何
*历史上有无被捕,被俘,脱党,脱队和失掉组织关系等重大
问题,经过情形,结论如何
……等等.
从1979年中央组织部印制的“干部履历表”中也可以看出,经济犯罪或刑事犯罪却没有重点列为专栏.可见政治历史问题与经济犯罪或刑事犯罪之间的区别.
在中国,一个小小的党支部就可以把许多各种各样的个人材料放进人事档案里.它不需要法定程序,它也没有法定程序.它只需要灵活的可变的和人为的政策即可.每一个被领导的个人尽管可能知道有时发生过什么事,但是一般不会知道自己的上级领导是怎样形成一份材料,以及组织部门是如何把它放进你的人事档案里的.谁也没有这种知情权,质疑权和申诉权.当事人也许有机会与其领导争论或讨论什么问题,但是他们绝对无法阻止那些领导们用背靠背的方式把材料塞进人事档案里的政策和做法.甚至一个人在某些场合里说的话,都会被记录在案.譬如: 三年 “自然”灾害时,很多人都在受苦.假如你对别人说我家里有很多吃的罐头什么的,听到的人就有权向领导报告,领导就有权去形成材料,组织部门就有权把它放入你的人事档案里.另外,搞政审的外调人员,可以把你居委会主任的反映,把你老家当地党组织负责人的反映等,都可以作为取证,无须甄别程序,而且也没有一套成熟的筛选机制来过滤,就可以放入你的人事档案里.尽管现在的政治斗争不再象以前那样多了,党和国家已经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向了经济建设,然而这种做法还是被完整地保留下来,继续沿用着. 干部的人事档案是党管干部的重要手段.中国会在许多方面进行立法,可是党对管理自己的干部是无法立法的,它也无法列入国家的法治轨道.它只能靠自己的政策来进行管理.另外目前它也不可能在这方面与国际去接轨.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本来就没有这样的轨道可以让你去对接.可以预见,在今后的中国,还必须采取这个有中国特色的干部人事档案工作制度.
客观地看,这种制度既有它的坏处,也有它的好处.说它有坏处,我们都已经看到过了,它可以不受法制的约束,在人为政策的随意操纵下,为内部的政治斗争服务.只要在人事档案里塞进一份不实的东西,哪怕是莫须有的东西,都可以把人置于死地.说它有好处,它对统治者而言,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高效地灵活地和坚决地更换或利用干部,不必经过更繁琐的程序.假如邓小平在第二次南巡讲话后,还有干部敢用左的思想顶着不干的话,那么在他们人事档案里也很容易添加进一份因为“谁不改革就下台”的材料.当初它可以被有左倾思想的人用来把人打成右派,今天它同样可以被有右倾思想的人再用来把那些顶着不干的左派搞下台.这两种情况似乎都在邓小平身上发生过.假如我们把政治斗争看成是一台铰肉机的话,那么目前的人事档案制度就是这台机器上的一个重要的部件.
要清理过去干部人事档案中的东西是极其困难的.难就难在没有一个可以参照的标准,用来确认哪些东西应该要,哪些东西不应该要?哪些东西应该保留?怎样保留?哪些东西应该去掉?如何销毁?当实在没有办法和明确的标准去操作的时候,就只能暂时维持原来状况.让后面翻阅这份档案的人自己按当时的“行情”去解读和取舍了.这种情况会一直延续到那个干部自然退出历史舞台或死亡为止.
在西方法治国家,法律赋予一些特殊部门可以建立人事档案.如:联邦调查局,移民局,税务局等.他们都是从自己的业务性质来规定采集个人资料.但同时法律又用个人隐私法来限制这些部门可能出现的滥用个人资料问题.特别是严格规定其资料不能随便外泄.他们与中国最大的区别在于,人事档案的重点在于国家安全,反恐,刑事等业务范围,而政治和宗教倾向不是最主要的内容.他们国家的内部斗争是通过另外一种法治的形式来实现的,而不是采用政策性随意性的方法来管理官员的.所以他们就不需要象“干部履历表”那样的档案资料.他们表内的内容设计会完全与中国的不同.相反,他们对被俘人员的看法和观念与我们完全不同.只要联邦调查局通过鉴定,他们的政治历史问题会成为自己将来在政治舞台上竞争的有利政治资本和工具.象美国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就是如此.相比之下,敌人似乎对他们自己内部争斗较有序较宽容和较仁慈,而对外的杀戮却残忍无比.这一点又正好与我们相反.
由于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在那种体制下,你不用这种办法来管理,那么你又有什么其他好办法呢? 也许每一个接班人并不认为它有什么不对,因为这对于已经掌握到权利的人来说是有利的.即使朱容基在反右时被划定为右派,也许他对这套做法深恶痛绝,可是他也没有那样大的本事去改变它;即使邓小平被发配江西去劳动改造,儿子被害坠楼致残,他对原来的路线彻底醒悟了,并把国家和党引领到资本主义大方向上去了,可是他也无法和无力去改变目前干部管理制度的现状.除非国家再次发生更本性的变化,否则它就会继续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