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 新

在江泽民任总书记的后半段时间,中国开始意识到并提出了一个新的理念:“中国一定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它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它的难度不亚于试图改变一个人的基因.
我们常常喜欢比较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的差别.而在这两个人种中,我们又习惯拿英裔来作白人的代表,因为他们是当今世界控制主流国家的主要群体;同时,我们又喜欢拿中国人来作黄种人的代表.在澳洲,一说起亚洲人就拿中国人作榜样.的确,他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在众多的不同中,我认为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容易被人忽视的.就是创新意识.白种人富有侵略精神,更具有攻击性和进取性.正因为有这样的因子,他们就必须用“创新”作为自己的底子.如果自己手里没有先进的攻击手段,那么就没有主动去侵略和欺负别人的本钱了.而黄种人富有保守精神,更具有防御性和柔和性.正因为有这样的因子,他们就习惯用“传统”的东西来作为自己的精髓.如果自己的继承人没有守旧和服从的奴性,那么就很难成为主流社会的可靠接班人的.这种差异一直延续到今天.
近两百年来,白种人已从社会制度上确立了创新的机制.他们用法治的形式来保障创新的蓬勃发展.最典型的就是,他们发明了专利制度,商标制度,版权制度,国家和国际标准的各种认证体系,等等.他们充分保障发明者和创新者的实际利益,而且用各种办法鼓励老百姓去做.甚至在审核的实际过程中,能让别人通过的就尽量让别人通过.由于审核人是拿的纳税人的钱,他们即使有负面心态也不太会让自己手中的权利去刁难申请人.这样,就在整个民众中建立起了一个坚实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很多人为了自己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巨大利益而去拼命搞创新和发明.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努力是有制度上切实保证的.他们的创新已经牢牢地扎根于民众之中.所以,西方的新科技和先进的武器设备始终是遥遥领先的.相反,我们东方人老是喜欢抬出自己老祖宗的四大发明,特别是中国更看中自己的传统文化.要改变一种传统的习惯和做法是极其不容易的.我们的创新活力被悠久的历史包袱拖累住了.尤其是想在政治制度上创新的话,那简直比耗子拖磨盘还要困难.这种体制上抗拒创新的现象,也是我们五千多年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特色.还有一个是人的心态问题.过去共产党是不主张有专利的.你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培养的,应该无私地为共产主义奋斗.专利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后来意识形态转型了,但是中国那些专利审核的人在心态上不太容易转变.他们倒不是为了意识形态要与申请人过不去,而是手中的权利和自己的实际利益让他们会严格地卡住申请人的专利.什么?你凭什么获得专利,从中得到好处? 它与我又有什么好处和关系呢? 国家不是对专利审查有三性标准的吗? 我要好好用手中的权利来严格把关.凡是可进可出的,当然不能让他们通过.其实,这是一种极其负面和狭隘的心态.黄种人往往会在这种场合讲究“认真”二字,与白种人那种“狡猾狡猾”方法相比太鲜明了.我有过这方面的切身体会. 1994年我向澳洲专利局申报了一个发明项目,很快就获得了批准.在成功的基础上,我又把同样一个项目向中国专利局申报,却得到了拒绝.原因并不在项目的技术问题上,而是在怎样理解公开原则的争议上.英联邦国家在法理上认可在主要申请保护的方面必须彻底公开,而在次要的方面和当事人并不要求申请保护的方面可以忽略.但是,中国国家专利局的公仆们认为即使在次要的方面和当事人并不要求申请保护的方面也必须彻底公开.这就很奇怪了,一个不要求受保护的东西也要象受保护的东西那样公开,那么中国的专利要保护的是什么东西? 假如把一些无关的东西也列入在专利保护里面,那个专利还有什么意义呢? 最不能容忍和不能原谅的是,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自己可以任意对法律条文作错误地解释和随意地去终结一个申请,而当事人又没有地方去与其讲理.在很多普通场合中,既没有听证机制,又没有陪审制度,更没有监督执法者本身行为的MP. 而有的人能通关系塞好处,总算拿到了“中国的专利”,却不能在国外的申请中被通过.出现了相反的情况.而别人却能和和气气地给出一大堆信息,建议你去修改,给你一个补过的机会,还会热情地指导你如何寻求帮助,甚至把如何上诉的资料都提供给你.这是两种不同创新细胞滋生的环境嘛.咳,真是一言难尽! 还是应该怪自己不对.出来时间一长,就忘了过去那个我们曾经非常熟悉的旧体制游戏规则了.其实从目前全世界每年申请专利和审批的情况来看,绝大部分的专利是白种人获得的,中国人占得比例很少.东方的日本国,他们的发展也主要靠购买西方人的专利,而日本人的发明和获得的专利在世界还是占少部分的.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去分析非洲人和穆斯林人的专利情况了.这与种族歧视没有关系,但是确确实实与人种的差别有很大的关系.数据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我们黄种人在创新方面正好处在一个中间的位置.这好象让人觉得有点不高兴不服气,但也确实很无奈.尽管中国人也都希望用新的东西去赶超西方人,但是我们仿制和拷贝的成绩远远大于创新的效果.我们很少用先进的科技去输出给西方人,却非常精通怎样拷贝和复制别人的东西.只要你的新玩艺儿一露面,我就能非常快地和几乎不走样的复制出来.这种特殊的本领也只有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才会有.当然这样做法它的成本很低,也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但是,从长远上看,它毕竟是落在别人之后.因为拷贝和复制与创新在客观上存在着一个时间差.假如双方没有矛盾没有争议没有战争那也相安无事了.但是,现实世界是这样吗? 当一只老虎与狮子互相对峙的时候,它们会因双方差距不大而相安无事;可是一只老虎遇到一头羊时就不会那样了.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可以用自己的国内法来卖武器给台湾,而中国只能叫叫而已.中国政府和领导人能选择的报复手段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往往是为了平息老百姓的反应而做一些看似很有面子的反击.其实,他们心里比人民还要气愤,他们忍下的那口气绝对不比百姓们少.因为他们比任何人更清楚我们的实力与对手相差太悬殊了.而在这种差距中,最关键的东西归根到底还是科技创新.美国人在国防科技创新储备上的能力是战略上领先的基石.而这样强大的实力,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它恰恰来自于民间,植根于百姓之中.他们的巡航导弹,隐形战机,甚至黑洞实验都可以来自民间的公司和机构,而中国根本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现在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一种是由上而下地开创国家的创新机制,就象中国现在做的那样;另一种是由下而上地开创社会的创新机制,就象现在西方人做的那样.究竟哪一种方法更好? 应该说,我们现在都能看得比较清楚的了.如果一个问题最终要归结到制度和体制上去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不那么容易得到解决.如果这个问题长久地持续下去的话,那么过去发生过的情况还是有可能重复的.当一个人比对手弱而遭人欺负的时候,常常会采取忍气吞声的办法;而一个国家在遭到强国欺负的时候,国家领导人除了采取忍气吞声的办法,一定还会想到:“中国一定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可是,一阵激动过后,是否会冷静地从源头上去找出创新的障碍,并改变原来不适合创新的体制,真正建立起一个自己的,甚至比白种人还要棒的创新体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除了政治与军事方面需要创新外,在更大的层面是在经济上的意义.目前中国已经在作经济转型了.他们认识到不能再当人家的廉价劳动力了.我们不能再陷在来料加工,低附加值,高污染高耗能的发展模式中.没有专利和核心技术,没有品牌和高附加值产品,没有创新和高新科技的战略储备,我们将永远处在三流国家的地位.一流国家在做规矩订规则定标准玩资本方面赚大钱;二流国家在创品牌搞专利用版权等方法赚中钱;而三流国家就只能靠上亿的农民“蚁工”来赚辛苦血汗的小钱了.因为我们没有创新的东西在产品里面.所以,创新又是一个民族能否很好地生存和发展的灵魂.
我们自己就是中国人,关起门来数落自己的不是总比让别人来说要好.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我们希望自己强大到别人不能随意欺负的程度.即使调侃中有些话不中听,也是一种期盼赶上别人的诉求,大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结在内吧.而对于中国目前把持专利审核的人员,我认为可能自然更替和不断换新是改变他们旧习惯的唯一出路.这如同只有等到上一代人过世了,他们的阳台上才不会堆放那么多破烂无用的东西,他们的后代才能住进干净整洁的豪宅,他们的小区才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接轨. 至于中国何时能出现一个创新的制度,也许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这个美好的梦想留在心中吧!